[经理讲堂]《古代制度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徐老师 · 发表于 2006-4-14 2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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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设计有三个重点和难点。首先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如何分配与制衡；其次是谁来监督约束老板；最后是如何通过制度管理好下属。如何设计企业的治理结构呢？当我们忙于向洋人取经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的智慧。也许有人会问，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是西方人的发明，问题果真如此吗？其实我们回顾历史，你便会发现关于类似企业治理结构的思想我国古代早已有之。我国汉唐盛世宰相、御史制度有效解决了国家治理结构设计中的三权分离问题，所以一向被中外宪法学家推崇为制度设计的楷模，其它古代政治的谏诤 制度、监察制度也同样充分智慧。相比之下，现代企业治理在西方的诞生要晚一千多年。从历史的演义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猜想：即现代企业治理思想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而西方政治制度借鉴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智慧。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充满智慧，是当代中国企业治理结构设计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之所以向读者介绍古代政治制度对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启示，我们的另一出发点是做企业的人要学会跳出企业看企业，诸多做企业的智慧也许是来源于其它组织形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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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权力的分配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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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即使从今天看来，也充满了智慧。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关键也在于如何平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审计权，即如何平衡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权，与经理人的执行权、监事会的监督权的关系。我们似乎能从中国古老的政治体制看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子，当我们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法时，难道不能从我国古老的政治体制设置的智慧中得到一点启示吗？
　　1、汉代的三公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三府”的首脑为宰相。
　　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300多人，职责权限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宰相三公制是汉代的行政执行机构，那么御史台是其制约机构。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
　　2、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封驳是指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
　　唐代行政机构的设置将“决策、审议、执行”三权分立，分别由三省独立执行，而将监察权由御史台分管，以制约以上三种权力。非常类似现代企业制度设计，即董事会提出方案，股东会审议，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审计机构进行各环节检查核对。
　　3、汉唐政治制度与现代企业管理
　　汉朝文景之世的宰相、御史制度，一向是中外宪法学家所推崇的楷模。汉唐盛世的“宰相制”也是老子有为、无为、无不为三段论在组织结构上的具体表现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制度里，君主被虚位化，就是无为。君主无为就是不直接负行政上的责任，所以他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此，他一面代表象征国家的伟大庄严；一面人民永远无法抓到他犯错，也永远大于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谁来办事呢？宰相“佐天子”，真正办事的是宰相。因为他负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的实际责任，就是有为，就难免会犯错。宰相（当时宰相是诸侯的首领，有诸侯推举的意义，他代表诸侯们的势力，并不是皇室的家奴）犯错，可以立刻撤换（经过一定的程序，最后有君主正式任命），并不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这不比君主，要撤换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如何保证宰相尽责尽力，不做错误的事呢？于是就有一个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也有诸侯势力作后盾）在他后面作监督，就是专弹劾，专挑毛病（御史们有权说话不必要有证据，所谓风闻奏事），所以称为监察御史。怎样保证御史大夫不跟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当然要挑选好人去当宰相和御史大夫；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大夫是宰相天然的候补人。同时，假如宰相的报酬是两千担，那么御史大夫只有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首相，富有两千担。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做好事。政府就一定是个清廉有能的政府。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统一在君主里是“合。”总之，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没有实际行政职责）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历史简称“无为而治。”汉唐的宰相——御史制度精神的现代意义，内容相当繁复，应该有专书讨论。有了这样的好制度，又有好人去好好维护它，所以中国就有了汉、唐盛世，是中外古今永远引以为荣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4 14:14:07编辑过]

徐老师 · 发表于 2006-4-14 2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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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危险的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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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特别是老板的权力普遍缺少自我约束机制。在这些企业，最危险的是老板，大家都恭维老板，老板决策往往会一意孤行，一不小心，就会带来企业的灭顶之灾。一个企业家或者经理人的成功，往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很多企业家并不缺乏战略眼光，也并不是没有好的理念，总是因为权力受不到制约，随心所欲使用权力，结果自己把自 己折腾死了。由于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多数国内企业家依然大权独揽，没有真正赋予团队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企业家对于所谓权力的喜爱，也导致了权力更为深不可测。就如同吃了罂粟一样，很容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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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尚且知道要自我约束，并专门找人来批评自己，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人敢于批评老板，老板说什么，员工都唯唯诺诺，没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企业也非常危险了。企业的治理结构设计中，如何制约所谓法人的权力，使法人的活动纳入有所限制的范围内，当我们纷纷忙于学习西方企业那一套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时，中国古老的谏官制度，难道不也是一种很值得借鉴的制度模式吗？
　　在中国，上古时代就出现采集民歌、民谣以观民风的“采风制度。”除了采风以观民意，封建王朝还发展了鼓励臣子直谏无讳的“谏诤制度。”
　　谏诤又称谏议、直谏、规谏。后来谏字的独特含义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就此而言，谏有别于监察，监察是对官员的权威提出异议。历史上不少君主重视求谏，上古尧设诽谤之木，舜悬招谏之鼓；封建时代设立谏诤机构，付薪水养了一批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司谏之类的官员专挑皇帝的毛病，都是对批评稀缺的补救措施。
　　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
　　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唐太宗极为重视谏议制度，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补阙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谏议制度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这一点在谏议制度的黄金时代唐朝尤为明显。众所周知，魏征、房玄龄、王珪等谏官均对唐太宗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他皇帝在位期间也不乏此类事例。当代历史学家谢元鲁据《唐会要》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卷统计，自唐初至唐滋宗(公元859—873年)初年： 16次封驳，11次有效； 14次进谏，11次有效；16次补阙或拾遗，6次有效。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谏官对皇帝的决策及行为起了重大影响作用，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就是一个著名的谏官。
　　东方朔正色谏武帝
　　汉武帝有个姑妈叫馆陶公主，也叫窦太主，他的丈夫堂邑侯陈平英年早逝，窦太主便一直守寡，转眼就到了五十多岁。后来，窦太主结识了一个卖珠宝的女子，这位女子经常到她家去，身边还带了个13岁的儿子董偃。
　　董偃长得十分漂亮，人又聪明，很是招人喜欢，窦太主就把他留在身旁，教他御射术。到了18岁时，董偃已是个仪表堂堂的英俊少年了，他与窦太主出则执辔，入则侍侧，关系非同一般，整个京师都知道他与窦太主的关系，以董君称呼他。
　　一天，汉武帝到窦太主家做客，公主激动万分，亲自下厨做菜。武帝坐定后，对姑妈说：“希望能见见你的主人翁。”窦太主就把董偃引了出来。董偃头戴绿帽子，手套皮筒子，跟在公主的后面，对武帝说：“微臣董偃，公主家的庖人，冒死叩拜皇上！”武帝见他长得英俊潇洒，他很喜欢，赏赐了他很多东西，并喊他“主人翁。”从此，董偃经常与武帝斗鸡走狗，游猎踢球。
　　由于与武帝关系日趋亲热，董偃名声大噪，京城王公贵戚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一天，武帝在宣室设酒宴款待窦太主和董偃。当他们要进入宣室时，武帝身边的弄臣东方塑突然出现，执戟上前阻拦，对武帝说：“董偃有三个罪过，每条罪都是死罪。他以人臣的名义，私侍公主，这是第一条死罪。败坏男女风化，搞乱婚姻礼制，有伤先生的制度，这是第二条死罪。陛下正当壮盛之年，须积思于六经，留心于王事，追慕唐虞的政治，仰敬三代的教化，而董偃却不知依经书劝学，反而以靡丽为重，奢侈为称，心狗马之东，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这是国家之大贼，社会之大害，这是他第三条死罪。”

徐老师 · 发表于 2006-4-14 22: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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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听后，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说：“我已经摆好了酒宴，下次再改吧！”谁知东方朔正色道：“不可以。宣室是先王的正殿，不是议论正当的国事，不能进去！正是这样，淫乱的事情才渐渐消除了下去。竖貂教桓公淫乱，后来终究和易牙一同为患；庆父缢死于莒国，鲁国方得安宁；管蔡诛灭了，同室方得治安。请皇上三思。”武帝听罢说：“你说得有理。”于是下诏停摆酒宴于宣室，改摆在北宫。并让董偃从东司马门进去，后又把它改称东交门。同时赏赐给东方朔黄金30两。从此，董偃逐渐失去了宠爱，30岁就去世了。汉武帝也 远离了斗鸡走狗、游猎踢球这些无聊的游戏，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国家大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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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管好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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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一个企业比做一个小国家，那么企业的老板就是这个小国家的小皇帝。小皇帝如何管好自己的文武百官呢，显然总是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们是不现实的，如果不盯住他们，文武百官中难免不会出现害群之马，难免不出现作奸犯科者，怎么办呢？西方人想出了在企业中设立监事会、审计机构，通过制度保证，通过制度的设计管好人。其实类似的做法我们古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早已有之，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就是一例。
　　一个企业要设计好对各级人员的监督管理制度，就要设计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监督管理的目的、内容、对象是什么，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如何执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一个国家文武百官的监督管理方法，难道不能给今天的企业制度设计以启示吗？
　　如何管理好部下，不但要有好的方法，更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对地方官员管理的制度，充满智慧，值得学习借鉴。
　　中国古代对地方官员管理主要是通过巡察方式。历代巡察职责主要有四大项：一是弹劾不法，考核官吏；弹劾的“弹”有批评、抨击之意，“劾”有揭发罪状、检举之意，“弹劾”多指御史或监察御史等向皇帝检举违法失职的官吏。二是审录复查案件，平反冤狱；三是广施恩惠，救济贫乏，考察政教民情，检查地方各种政务；四是荐举人才。
　　唐代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御史不仅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之权，并对审判机构实行监督，履行“掌律令，审重狱，察冤枉”的职责，加之在监察过程中对朝政中存在的弊端向君主实行劝谏，因而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唐代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一次曾派遣按察、巡抚22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以贤能升擢者27人，处死罪7人，处流罪以下及免黜者达数百人。一时之际，令官吏震惊，不敢贪赃枉法，稍加懈怠。
　　明代监察制度更加完备。明代中央设都察院，下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除监察十三省官员之外，还协管两京（北京、南京）、直隶衙门，其中主管部门都察院也在十三道监察御史管辖内。明代监察御史既监临本监察区的卫所，又监察中央直属机关，而且固定其具体单位，这是明朝皇帝的创举。先前，自秦汉以来，监察御史有权弹劾上至执宰，下至郎官的官员，但权责不具体。至明代，则把皇帝对中央和地方百司的制约权力落到具体部门，落到实处，从而增强了监察御史的责任心，大大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其用心之良苦可谓无以复加了。
　　综观历代监察官员的巡察可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巡察是中央对地方的一种经常性的巡回监察，它按规定时间定期巡察地方，监察官吏。汉代刺史常以八月出巡，岁终尽诣京都奏事。宋代由监司定期巡察州县，制度十分严格。规定诸监司每年一遍定期巡察州县。提点刑狱则二年巡察一遍，须在次年正月，将已巡的地方按时申报尚书省。诸监司每岁须巡视地方，限5月下旬起发，至7月15日以前巡遍，并将每到一处的月日时间申报尚书省。凡诸路监司不按期巡察，令御史台弹劾。
　　定期巡察制度，一般实行分工定点巡视。汉代的十三部刺史，唐代的十道按察使，宋朝的诸路监司，元代的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明代的十三道监察御史，清代的十五道监察御史都是属于定点包干巡察。这种定期定点的巡察制度，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地方监察的高度重视。
　　不定期巡察，一般是皇帝根据形势需要，临时选派政府大员带敕巡视地方，事毕即归朝复职，任期也不长，并不固定巡察时间。这是一种随时随事巡察制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汉朝所开创的“以条问事”察视地方的制度则是坚持有法可依的典范。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对刺史察举范围，诏制“六条”，史称“六条问事。”汉六条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苛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正令” 
 “六条”的制定，一方面便于刺史充分行使监察权，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刺史滥用权力。法定“六条”之外，不予察举。凡丞尉以下非法者，由二千石（郡守）所察，刺史不许侵权。以条问事，察视地方，此后历代相因成习，或直接援用汉之六条，或制定相应数条。上述巡察条例的制定，为监察官员的巡察直接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整治吏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御史察奸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御史察奸
　　李靖，唐朝初期杰出的军事家，唐高祖时屡立战功，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后被封为卫国公。唐高祖李渊早年在山西起兵造反，李靖便是他的左右，曾经拼死救过李渊的性命。后来，李渊灭了隋朝，建立大唐基业，封李靖为岐州刺史。李靖到岐州后，安抚百姓，鼓励工商业，对官吏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没过多久，便把岐州治理的井井有条，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
　　谁知李靖早年结下的一个仇敌在京城为官，他日夜想着报复李靖，欲把李靖置于死地，而李靖本人对此毫无察觉。一天，那人在上朝时向皇帝李渊上奏，说李靖在岐州招兵买马，准备造反，还列举出种种看似有力的罪证，这令李渊大为震惊，因为李靖是大唐的开国元勋，假如真的造反，必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起兵响应，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于是李渊就派了一个掌管监督官员的御史来审理这个案子，并下旨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御史与李靖是多年的故交，深知李靖的为人，他心里很清楚李靖是遭到了小人的诬陷，因此就想办法要求李靖，替他解了这个话字??Ｓ?瓜蚋咦媲胫妓担骸氨菹拢?捎谠?孀钋宄?罹傅淖镄校?伎锨氡菹绿匦砦液驮?嬉黄鹑サ鞑槿≈ぃ?庋?⒊及炱鸢缸永床呕岬眯挠κ职。　崩钤ㄒ惶?械览恚?团汕苍?婧陀?芬黄鸢炖砝罹改狈吹陌缸印?/p>
　　御史此时已经想好了对付原告的计策，他假装非常高兴拿着原告的状子和原告一起上路了。走了几个驿站之后，御史假装非常懊悔的对原告说：“坏事了，我昨晚上把你的状子给弄丢了，今天早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这下可怎么办啊？”说完，御史还显出非常惊恐地样子，命令手下兵士用鞭子抽打随行的官吏，责骂他们精心大意，如此重要的证据都不好好看管。原告一看状子没了，一下子也没了辙，在那里垂头丧气，因为他知道，没有了所谓的“证据”，他也拿李靖没有办法。这时御史对原告说：“我看不如这样吧，劳烦大驾，你再重新写一份状子吧，反正都是一样的。”原告一想也对，于是只好命人准备笔墨，很快又写了一份状子，写完之后，御史就把状了拿走了。回到自己的住处，御史拿出两份状子一对比，发现两者内容大不相同，因为诬陷李靖的罪名本来就是捏造的，自然状子上的内容不会完全一样了。
　　御史拿着两份状子返回京城向李渊报告，高祖知晓后大为震怒，竟然有人敢诬陷大唐的开国元勋，这还了得！于是立即把诬陷李靖的元凶判处了死刑，御史也长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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