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免费课堂】对外经贸大学刘宝成：提高治理水平是当下企业最根本的问题

徐老师

【MBA免费课堂】

对外经贸大学刘宝成：

提高治理水平是当下企业最根本的问题

对于疫情也好，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好，我觉得还是那句话：fear is fear itself，担忧还是担忧本身。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没有改变那么多，有人愿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的。

　　当前面临着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关于人道的挑战。人道的挑战主要是人们对于道德价值的理解，现在正在接受一个新的考验，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道德价值去否定另一个道德价值，比方说一个人本主义的道德价值好像更高一些，如果说在经济和人本之间做一个协调和平衡，就会低一些，我觉得要避免一种偏狭的思维，就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去揣度、谴责、谩骂对方的价值观，这是错误的。

　　二、关于经济的问题。全球经济增长从第一季度的-3.0%，接下来可能到-5.6%。但是这样的经济表现一大部分是消费，因为在整个国际经济总盘子当中，消费占了主导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消费也占到了60%以上。实际上消费是得到了抑制的，也就是说有相当一大部分该花的钱没有花出去。比如说一季度，我们的收入的确是降了6.8%，但是个人支出减少了14.6%，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有抑制的需求。也就意味着被以购买力决定的市场并没有被彻底摧毁。

　　三、关于金融挑战的问题。的确，美国确实是说在大面积地超发货币，鲍威尔原来一直是跟特朗普严重地冲突，他不听特朗普关于降息的问题。这次在疫情的压力之下，在国会的压力之下也开始大面积地放水，一个是救助，一个是经济刺激。放的水的确比2008年以后的救助计划超出了好多倍。2008年经济危机的救助差不多8000亿美元，现在“救助+刺激”累计到了4.5万亿。中国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抛出来4万亿，现在中国作为新基建要拿出3、4万亿，现在已经投放了2万亿。所以说货币在不断地充盈，各个国家都在讨论负利率的问题，日本和欧盟从2014年就搞负利率了，美国要不要搞？从现在整个判断来说没有必要，他们会接近在0左右。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美元的汇率还在猛增，股票大面积地跳水，但是也反反复复。作为一个经济的血液——金融基本是可控的。

　　在这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意识上的混乱、意识上的错位，因此会造成这种焦虑，而焦虑一定会找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说假想敌模式慢慢就会侵蚀人们整个的意识形态，因此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会起来。但是更为乐观的，我们再看中长期，从1950年到现在，人口长到了70亿，在二次大战之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就是二十来个亿，这就意味着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年代，科技的发展、粮食的充足、药品的改进，所以这个总的趋势不会改变。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血的教训使这些超级大国都觉得殷鉴不远。另外，现在还是一个新型的恐怖下的和平，各个主要的核大国都能把地球毁灭，因此反而是在这种大家都能拆房子的时候，可能还会更加和平共处。当然，一些局部的冲突、短暂的摩擦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科技是在进步的。

　　中国现在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要在中国国内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要在国际社会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两大任务的确任重道远。无论是民族复兴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还是经济，经济当中最核心的还是企业。说到企业，现在中国的企业数4300万，也就意味着看起来是个表面的繁荣，但是这注定很多企业是要死亡的，很多的企业生就是为了死亡的，因为美国作为一个19万亿的经济体，它的企业数是590万，中国作为一个14万亿的经济体，怎么可能容纳7倍数量的企业？所以说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有的说是2.5年，但是最多也没有超过3.5年的，作为中大型的企业平均寿命现在算出来好像是6.8年。每一次的冲击和挑战都意味着财富的重组过程，都意味着新的机遇诞生。所以说现在作为中国的企业：

　　第一，你能忍得住、能够活得下来，这是最起码的，就像人一样，你能够活得长，你才能够有决策力，你才能够有话语权，你才能够评价那个已经“死亡”了的那批人。所以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节流，这是活下来的根本。所以说在探索机遇的路上，能够保持控制成本，减少风险，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思维和底线决策。

　　第二，要考虑如何利用外部的环境。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善假于物就是能够顺势、得势而为。现在我指导了企业，他们能够在大数据也好，在农业新项目也好，能够拿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各种扶持，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各个企业应该考虑争取的，因为发那么多的钱，你能不能争取到？这是第一个考虑到政策支持的问题。第二个来说，要寻找低成本的机遇。去年我到埃塞俄比亚考察，有一个华坚集团，他们在那儿雇佣了八千人做鞋子，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我们现在在国内出口一双鞋子要付67%的关税，而在埃塞俄比亚，哪怕是三个工人干中国工人一个人的活，因为是零关税，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享受GSP（发达国家给予的普惠制），对于制成品、半制成品都会给予零关税，他就会找到机会。所以我跟美国的一些智库交流的时候，我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上哪怕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佛得角，你给一个口子，马上就会有中国企业冲过去。光是对着中国开战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中国的竞争力实际上是夺了更多的其他竞争对手的出口能力，所以美国的进口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逆差的模式，这个总体上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企业第一你能够一方面利用政策的优势，但是企业的决策，刚才外交学院的教授也讲了，说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所以不要被政治所裹胁，不要被政治所裹胁也就意味着什么？走出去，大家都是奔着“一带一路”上去，可以，但是企业是一个微观的决策者，你不要以为哪位政治家、哪位官员号召你去哪儿投资，你就跟着起哄，所以企业必须做好自己的计算，有利就做，没利不要跟着政治上起哄，我不是反对大家支持“一带一路”，但是企业还是要按照自己微观的决策来通盘考虑。

　　从贸易角度来说，中国现在每年有33万亿的进出口，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事实，美国队外的依存度也就是16-18%，中国现在的对外依存度到了33.8%，所以你现在是无法走回头路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像江山公使讲的，我们必须维持一个全球的贸易体系，全球的经济要素能够融合。所以现在确实只有中国有切身的利益，真真正正地去扛这面大旗。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宏观层面（这不是企业的问题），我们有高远的理想，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企业也有特别微观的小聪明——实用主义。但是对于规则的把握能力、规则的制定能力、规则的辩论能力、谈判能力是相当相当弱的。比如说到目前为止，你的“一带一路”喊了多年，大家根据什么规则去行事？有什么样的资格能够算“一带一路”？达到什么样的条件不能进入“一带一路”？这些是很松散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如果“走出去”，我拿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出衡量。现在很多的民营企业，我调查了很多，而且我最近在欧洲出了一本《中国企业走出去失败的十二个案例》，自己在那里想当然，因为中国的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国际化的遗产，我们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整个世界都在搞殖民、搞地理大发现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一直自得其乐，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经验，我们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到处去送礼，不是真正的投资贸易，我们目前为止付了大笔的学费。发改委的同志也在讲，说好像看起来很平衡，中国企业“走出去”1/3盈利、1/3打平、1/3亏损，后面这个“但是”很吓人，但是亏损亏得太大了。所以说企业能不能拿出自己一套“走出去”的标准，从审核项目到日常的管理。

　　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主导一个中非对话，我们的一家企业在那儿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解。非洲的一个伙伴，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做了一项“中国在非洲存在的非洲观点”调查，发现56%的人反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42%的人支持中国的经济存在。后来我们真正地组织对话，让这12个国家的代表考察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企业对话，和我们作为学者、作为媒体、作为企业代表去对话，他们恍然大悟。的确，我们的这种传播能力、我们和对方规则对接的能力、我们和当地社会融入的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我们是非常善意的，而且是非常认真地在履行很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义务，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沟通、规则意识不清楚，所以说使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多的误解。

　　再回过头来从宏观上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在实际上不管有多么宏大的目标，但是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无法回避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到了人均收入8000美元到12000美元的时候，都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刚才主持人也强调“智”和“慧”的问题，所以现在无论从国家的治理能力，还是从企业的微观管理能力、经营能力来看，智慧已经达到了一个平台期，因此出现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困惑、那么多的指责。所以现在企业和国家怎么样真正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治理水平，这是当前最根本的问题。而且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挑战，还是《左传》那句话——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很多麻烦都是自己惹的，无论是从政府也好，还是从企业也好，最后最根本的还是如何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有赢家。最简单的常识，门口摆三个摊，你能卖的货比别人多、赚的钱比别人多，你就是赢家，所以无论是疫情也好，还是整个国际局势也好，只是形势在发生变化，规律是有常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