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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 23: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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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进步之痛 公司曾经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胜利。人们对公司的狂热曾经就像一次集体朝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一百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千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
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第五集 危机时刻
莲娜·阿赫塔尔 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
金融是这样一种机制,需要钱的人可以从想投资的有钱人那里得到钱,不错,银行是这个机制的一部份,股票市场也是。华尔街基本上是一个引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
所有的公司都是为了赚钱。这可能就是公司的原罪,人们做生意就是为了尽可能为自己赚取最大的利润。
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经济学的一次“革命”,有人称其影响就像是哥白尼对于天文学、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因为,它改变了此前一百多年中只由市场之手调节经济运行的理念,从此,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作用被重新估量。
“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经济危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都会在危机中寻找商机。
第六集 谁执权杖
战后的世界,迎来了一个大公司竞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润。管理是公司创造并自我消费的产品,也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
究竟谁说了算?决策又如何执行?权力的分配、制衡和传承,对每一个渴望长大、向往永生的公司来说,都是必须跨越的制度门槛。
只有时刻活在生死线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公司,才会拥有自我更新的主动意识,才会以非盈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内在冲动,开辟出崭新的管理模式。
正如斯隆所说:“在独裁者的领导下,一个机构是不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组织的。如果独裁者知道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那么独裁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没有独裁者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也没有人能做到。”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以职业经理人出现为标志的。在过去由所有者掌控公司,其实公司的生命和所有者的生命实际上是捆绑在一块的,这样就不利于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能力进入公司,而职业经理人进入到公司的管理岗位上边,和所有权实现了分离,这两权分离,就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它可以延续下去,它可以从一个最优秀的人手里发扬光大。
职业经理人真正走上大公司的管理舞台。企业的命运从此超越了血缘和运气。
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中层和高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适当地称为现代企业。
公司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这场革命,逐渐影响到世界各国。
罗格·马维蒂 康兰公司首席执行官
下一代人不一定能够和上一代人一样聪明,一个人可能是成功的创业者,但他的继承人,儿子或女儿,却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天赋。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经营公司的秉赋却不一定能遗传。
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显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一个开创了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1956年,当职业经理人斯隆先生带着荣耀退休时,通用汽车公司选出了新总裁。斯隆坦然承认:“雀屏中选的不是我想要的人。但是,这个人选我无法反对。”
他坚信那句老话:“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二等复制品。”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20世纪中期,作为公司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公共学问。
当所有权日渐分散在大小股东手里,习惯了搭便车的股东们关心的是股票价格而不是公司经营;经营权都交到了经理人手里,却没有能够真正制衡经理人的力量,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供养了一批现代帝王。
但是,在重新寻找责任人的时候,可以挑选、可以评判、可以撤换管理者的现代公司制度,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可依赖的纠错、校正系统的提供者。
路易斯·高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从2007年到现在的大衰退期间,出现了很多对经理人的批判,但取而代之的还是职业经理人。我们不会退回到从前,因为这已经是更好的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职业经理人和风险管理者。在任何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企业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和时效。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信任被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第七集 各领风骚
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做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
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
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
堀真清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只有公民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立国和使个人独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有很多方式能够帮助立国,但福泽强调必须重视经济。
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也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规定:“日本臣民,其所有权不受侵害。”
橘川武郎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从根本上来说,欧美注重个人主义,股东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经营者也只是考虑自己,考虑个人的升迁。而日本人认为,只要公司壮大了自己也会变强。把个人的命运和公司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来,这是最大的不同。我想亚洲其他国家大概也是一样的。
1946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中,天皇只作为国家象征保留,特权和身份制被彻底废除,平等原则被明确写入,同时写入《宪法》的还有:“财产权不得侵犯”。
丰田汽车的生产线上,有一根特别的拉绳,被称为“安东”绳。任何一名员工只要发现异常,就可以拉动绳索,停止生产,以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
拉动安东绳的责任和权利,让工人不再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再是可以任意替换的一个标准化零件。
他们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情感、被重视的人。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沿一总结说: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在组织中重新发现了人。
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五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
但文化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善于学习和开放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堀真清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既留下已有的东西,同时引进新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文化的混杂性。日本人很擅长引进新鲜事物,所以能够在自由运用新事物的同时,也不会丢弃已有的东西,而是保留它们原有的形式。新事物和旧事物,在这种并不冲突的状态下演化至今。
艾拉·杰克逊 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
日本公司首先关注人,他们认为管理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数量为本”,或者“以利润为本”。他们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创新力,他们倾听顾客的声音,不断考量自己的价值,是否有利于股东,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公司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润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公司从文化中收获的利益,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企业文化的内涵被迅速而充分地延展。
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文明中去寻找,用美好的价值重组公司,用高贵的精神锻造公司,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公司。这一切所取得的成就,是仅仅依靠硬性管理无法到达的高度。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每个公司都必须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文化,这些因素吸引着员工努力工作,吸引着消费者忠于品牌。事实上,公司必须注重软实力,注重公司的吸引力,这样才能汇聚到公司所需的资源,销售他们的产品。
斯图尔特·布鲁明 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一种普遍价值,在美国被大部分人接受,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强烈追求利益、机会和创新。
安德烈亚斯·雷默尔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管理学教授
美国的管理文化与日本截然不同。美国有更加自由、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的管理文化,能够使个人得到发展,更注重个体而不是集体。
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惟有更好地调动起自身文化中激发个人潜能的优势,更好地解读人与组织的关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作为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日本公司也从公司文化的自觉践行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它似乎还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个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的位置和高度,而这一点,将深深地镌刻进本国公司的文化中,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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