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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0 13: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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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
诸立力:第一个想法,今天的议题,后危机时代,我认为是不对的,不觉得现在是后危机时代,可能是更大危机的前面。因此未来三年内,不仅仅在国内和亚洲营商环境比今天的压力更大,包括资本的问题,监管的问题,还有基金的问题,刚才有讲者说有危才有机。
东方集团(5.89,-0.06,-1.01%)在八十年代在国内从事活动的,我们从香港到中国内地从事PE活动最早的机构,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国内投资了150个项目,在12个市有业务,集团的证券公司在香港成立了50周年,1986年是第一家香港的证券公司受到广东政府的邀请进行投资的,当时广东省政府投资了20%,过去25年,前20年主要是在海外吸引外资包括自有的基金到内地投资,因为历史的原因,投资都是以参股的形式,并不是买断的方式化解的,因为在海外的PE公司是以收购控股权的形式,将业绩做得更好,从而上市获益,我们是小股,希望投资公司,跟公司共同发展,这是过去二十年的理念。
我们投资于地区性和中型的企业为主,因此都是以地方政府合作为主。我们的感觉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大的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都要面对全球的竞争,还要走出去,如何走出去,跟谁走出去,如何最有效率的走出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过去五年我们在香港、东南亚、中东和海湾区域成为第一家华资的投资银行,过去两年在欧洲进行了收购活动,三年之前第一东方参与收购英国的一家银行我最后该银行被英国政府收购,变成了国有银行,第一东方的背景已经被欧洲金融管理局认可,今天在欧洲和英国收购金融机构的话,我们是比较顺利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香港过去几十年已经成为国际认可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金融中心在海外进行收购和投资是有利的,这也是柳主席和马行长讲的,中国的企业跟香港企业合作进行收购是非常好的模式。
去年第一东方在英国收购了一家利华证券,是英国的上市银行,在伦敦、香港和上海有办事处,过去十年成功的为五十家中国企业在伦敦上市,未来的一、二年,希望在纽约可以参股或者是收购中型的投行,全面建立全球性的投资银行服务公司,为国内的按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服务,适当的机会希望可以共同投资。
如何迎合香港和内地的资源,从而打到国际上投资和收购,如何结合国际的资源,为中国经济转型做出贡献,国内的业务有一点转变,过去是以外资身份到国内的。
去年8月14日上海政府给第一东方第一张牌照,我们是第一家外资的PE公司可以在国内成立人民币基金,北京市人民政府已经给我们发了牌照,我们也是第一家海外PE公司可以在北京成立公司建立人民币基金,在国内进行PE活动。
香港本土成长的企业,可以跟国内的同行结合,跟国内的企业共同走出去,上个月我见了奥巴马的内阁成员,我就问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他们就说,最担心的是未来20年中国的强大,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担心经济的问题或者是伊拉克的问题,而是担心20年后中国对美国的竞争,我们是国内大型的投资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有一定的压力,如果是以香港的身份到国外进行商业活动是容易被接受的。
柳传志:作为中国的企业,联想面临的机会更大,先讲投资类型的业务。联想有两个大的基金,投资业务集中在哪里,目前中国明确的提出农村城镇化的问题,应该有大量的农民工要转为城市人口,农业的规模化,农产品(14.61,-0.39,-2.60%)本身的品牌化,农民到城市中工作和需求量实际上给做企业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联想在2000年卖了200万台,当时认为占了中国市场份额很大,以为到了天花板长,去年在中国卖了1500万台,大量的电脑卖到了五、六级城市,卖到了小的县城和镇,拿电脑说明需求。
联想两个投资公司投资了若干家企业,都是所谓量大和生活不富裕的人提供衣食住行,利润是非常丰厚的,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空间。
中国在讲和谐社会的时候,对于能源和环境的改造,给予我们很的机会,机会的关键在于投资人是否对被投企业有深刻的了解,是否可以真的帮得上他们,这才是我们努力要做的事情。
联想集团本身就不多提了,在行业内,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手机和电脑的结合又给我们的发展提供了产品发展的空间。我们希望政府的政策更加的稳定和一致,总体跟科学发展观是稳定的,有的地方不是太稳定的,例如昨天跟马行长乘坐飞机过来的时候,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表面上是房地产行业,后面牵动着大量的工业体系,钢铁、水泥、材料、电力、甚至煤炭等等全部都在其中。
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一度主张大家购买房屋,突然之间又改变了,政策的调整使得企业制订战略很困难,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是否可以用更合适的方式进行。
最后讲跟香港合作的问题,我们对香港感兴趣的,我们投资的企业有一家叫做中联重工,利润增长了10倍,营业额增长了10倍,从30亿元到300亿元,利润从3亿元到30亿元,他们是做重型工业的,因为并购了意大利全球最大的水泥混凝土的企业,买的很合适,因为中国最近几年大量的需要这种机械。在并购的过程中,需要更多了解国际化的人士介入,我们有这方面的人士。香港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潜力,如果有香港投资者的介入,共同来做,对于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有很大的好处。
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跟中国企业合作,在中国开展业务我认为也会很好的,例如投资中国玻璃企业,引进了全球最大的玻璃行业的战略投资者,他们可以将新的更好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带进来合作,在谈判的过程中,一般的中国企业如何让外国企业相信和了解,我认为香港是非常好的中介环节,如果有香港的投资者,不仅仅具有资金,如果这方面有能力的话,合作就会更好。
香港还有税率的优势,刚才项兵讲到,企业要成为国际化的企业,一定要设立国际总部,不能让人感觉是中国企业,电脑卖到全球,这样做是不行的。因此要有两个总部,要有国际化的总部,让所有的白领员工投票,就是共同认为税率比较低的地方,香港就是比较合适的地方。
对于国际人士来看,香港他们是接受的,居住环境是接受的,而且具备英语环境,而且税率是非常合适的。
企业上市选择哪里,就有两个说法,最近国内市盈率相对比香港高,同时国内企业愿意宣传,因此被投企业大多数选择在中国上A股的,也有一些企业愿意到纳斯达克,也有企业愿意到香港上H股的,比如说联想控股假定上市的话,非要选香港不可,原因在中国是不允许母子公司同时上市的,香港是可以的,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马蔚华:几位嘉宾讲的都很好,我有一个体会,作为企业管理者,不知未来者不能处理当下,不知宏观者,不能解决微观的问题。银行是微观的,但是跟宏观联系太密切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每一步对银行都会产生影响。作为管理银行者,一定要把握宏观和趋势。
最近我到内地去了一次,一季度国内的GDP增长达到了11.9%,去掉去年同期低的基数,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但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高于平均数,成都达到了18%。企业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和被调控的产业增速明显下降。
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困难的问题不是增长的问题,而是结构调整的问题。今年虽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大家感觉到比较紧,就是结构调整起作用。作为银行,应该在结构调整中找到位置。因为经济的波动,市场的跌宕起伏,如果银行要跟风的话,最终损失的还是银行。银行是受害者。
刚才柳总谈到房地产,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前几天在美国路演,没有人问我银行的问题,都是问国家的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房地产是重要的支撑行业,我认为未来的20—30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支柱行业,带动将近60个行业的发展。
在过去的实践中,作为银行而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银行很多的利润来自于房地产,银行的利润也是来自于房地产,因为银行成为宏观调控首先的触点。
作为国家和政府来说,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是希望经济保持平稳的发展,作为金融行业来说,对房地产业也应该保持理性的支持。招商银行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对房地产的支持是在市场热的时候不要跟着热,市场冷的时候也不要跟着冷,始终保持贷款6%左右,支持零售和按揭贷款,现在零售的比例是30%,其中有70%是按揭,现在不良率是千分之一左右,不要支持借贷款炒作和投机的人。这些人遇到调控的时候就成为不良贷款,次贷危机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既保证了发展又要避免宏观调控。
内地和香港共同的需求就是中小企业,虽然中小企业给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未根本的解决,内地银行要从制度上改变,去年和前年成立了摆脱原来体制的机构,原来都是审查大中型企业的,要求担保抵押和资产负债表,小企业不一定不好。
我们成立了小企业信贷中心,目前在全国成立了20多个,对小企业采取灵活的方式,叫做六项机制,摆脱了原有制度的缺陷,现在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单位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的很严,银行专门挑大的企业和好的企业,利率就下浮,同样的资本消耗得到的回报率就低,因此支持中小企业,选择好的机制,利率可以上浮,同样的资本回报率就很高。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时也要看到宏观调控大的环境,也要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
消费信贷方面,长期以来西方抱怨中国和亚洲国家高储蓄率,过去是高储蓄率,但是我们发现年轻人一代,沿海地区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信用卡是六、七年前搞的,当时很多人说不会挣钱,因为中国人不会投资,我们做了八年的解放思想,实际上四年就盈利了,盈利的成分中有将近40%是透支的利息,就是有钱人和年轻人,这跟西方的消费是一致的,因此说明中国的消费信贷离不开世界大的趋势,离不开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因此消费观的改变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经济的发展,作为银行如何为新的需求和消费的需求创造更多的产品,这是银行的机会。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
胡葆森:刚才联想的柳总和招商银行(13.50,-0.14,-1.03%)的马行长都谈到了房地产的问题,我最后再谈,先谈特论坛的主题,后危机时代企业增长新的动力。
后危机的提法相对于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概念,全球危机大的时代背景下,在未来没有金融危机也有军事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等等危机的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的背景下,任何局部的危机都会蔓延为人类和全球的危机,这是大的时代背景。
因此后危机时代的提法相对于的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但是作为人类和企业,要认清楚所处的时代,尤其是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各种危机都发生,企业增长的动力还是源自于外部或者是内部两个因素产生的。外部就是危机存在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又成了21世纪影响人类进步的两件大事之一。
21世纪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的进步,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信息产业。这种背景下,城市化在危机和机会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企业,需要认清形势承担责任,大家知道人类的进步或者是社会的进步主要是靠三种力量主导的,一种是政治家,一种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一种是企业家,企业家承担的责任是该时期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
我们是港资企业,18年前到中国内地的河南省,现在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达到了1亿人,我从香港去了河南,18年在河南的18个城市做一件事情就是房地产,2008年在香港上市,我分析了这种形势后,中国的企业能做成联想、招商银行、阿里巴巴、华为的企业不足万分之一,99.99%的企业都可能长期或者是永远在中小型的状态下生存和发展。
因此联想、招商银行和阿里巴巴的经验和方法是可以借鉴但是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中小型企业,无论是香港的企业还是内陆的企业都应该在这种大背景下选择区域和行业,或者是在某个区域选择某一个行业寻求持续生存的道路。
前年上市的过程中,得知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就是八个字:持续盈利,稳定增长。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在一个区域选择某一个行业,通过长期持续发展动力的驱使下,以中国的城市化为背景,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本身就是对民族振兴也好,对人类进步也好做出的贡献。
前一段时间跟刘东华社长代表中国的企业家跟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进行座谈,企业家代表郭宝昌先生对鲍威尔提出一个问题,每天宣扬人类的自由公平博爱,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所崇尚的道德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个利益至上,当时探讨该话题的时候,我跟刘社长私下不断的探讨,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对于很多的民族而言,永远是国家利益至上的,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眼睛要盯着全世界的变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民族的生存和民族的振兴。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企业可以将眼光放得远大,胸怀放得远大,但是做事要脚踏实地,我的劝告所有的企业,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企业,不要用过去判断现在,要用未来判断现在,指导现在,找一个地方,找一件事情十年、二十年做下去,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或者是民族的振兴做自己的一份责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房地产最后谈一点,每年中国有10亿平方米新增的需求,按照现在的均价来说就是4万亿元的规模,加上马行长说的该行业的属性,对五六十个行业具有拉动作用,两个基本因素的存在,对GDP的影响,从投资的角度已经超过了25%,从消费的角度接近20%—30%,因为产业属性的存在,不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个领导自己的意图,在一定的阶段会起作用,但是行业的拉动作用和规模将会在未来的十年乃至二十年长期过程中扮演支柱产业的地位。因此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业长期而言,会长期处在支柱产业的地位,阶段性的波动是政策和人为因素造成的,但是从5—20年的阶段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没有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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