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前台长 解密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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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他曾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现在，他是一位轻松安然的古稀老人。

    杨伟光，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当台长：“人家服气不服气？”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到中央电视台的？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到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你到中央电视台管新闻。我说我对广播已经很熟了，但我对电视得重新学习。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央电视台，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上级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他说过去就过去了。

    记者：您刚到电视台做了些什么？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三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又有图象，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那1993年之前中央电视台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一些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第一个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领导的位置放在前头，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六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最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而且六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悼念。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映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央台新闻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还有什么轰动的事呢？

    杨伟光:再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是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们就提了一个方案，把八次座谈会现场录制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马副部长(编者注：马庆雄，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那次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

    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什么什么，那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那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记者：看起来当初《焦点访谈》的路子还是对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来以后，很轰动，领导群众都关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的评论性的节目，要有像美国《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算改革差不多了。后来《新闻调查》方案就这么定了，然后开始操作。

    记者：《新闻调查》节目曾经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老百姓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可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成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位。

     记者：您觉得目前做哪些选题更好？

    杨伟光:还是要多发现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儿童教育有很多问题。一种是小皇帝谁都不能动，贾宝玉一样，贾母全包了。一种是望子成龙，什么家庭教师乱七八糟，你们能分析一下很好。还有我们的浪费现在太大。你找找浪费现象，做做题目看看。这个肯定能播。

    记者：《新闻调查》以前有一段时间做鸿篇巨制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种选题是否来自您的趣味，还是栏目自己的选题？

    杨伟光:你刚才讲的这些题目，让我选的话我不选。让杂志去登。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

    记者：从1992年到1996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来自您个人的想法么？

    杨伟光:我觉得客观上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当台长不一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的。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讲“度”，我不激进，太激进非出事不可。还一个，我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是得到丁关根的支持的，我跟他们汇报，他们认为很好。

    记者：在实现您的这些设想时，当时有哪些困惑或者压力？

    杨伟光:很难。做节目总体上我这样把握，因为我们每年不会干很多事，改革的事情都是我亲自操作的，特别是新闻，我的本行，我的优势。我长期形成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这些改革里面，惟一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实话实说》。我提的是《新闻调查》，1996年的《新闻调查》。如果说我完成整个新闻改革逐步的深入，那么《新闻调查》是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弄了一个《实话实说》，播了几期以后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我说你们注意一下别伤民族感情的，虽然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类问题，第三次又出，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我说这样，《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没有播，有人传了一个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某个中央领导有意见，停了，实际跟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太兴奋了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也会把事情做坏”

    记者：您当台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来自公关的压力，把某个节目毙了？

    杨伟光:我不是没有枪毙过节目，我枪毙过。一个时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不然为什么要审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这个节目，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节目播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结果那记者哭着抬不起头。三天以后，中宣部发出正式通知，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稳定。大家说杨台把节目压了是对的。

    记者：您一直所说的新闻上的“度”有什么标准么？

    杨伟光:这个“度”很难用尺子，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政治气侯，观众的思想状况，和这个问题应该谈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度”，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艺术，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政治上的把握就是这样。很多人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做砸了，是不注意“度”的把握，太兴奋了把事情做坏了，太担心了也把事情做坏了，心态非常正常就把事情做好了。

    记者：你们那一代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提供点经验吗？

    杨伟光:我那代人一个是机遇比较好，大家心很齐。一天到晚全干活，就是把活干好。我们做事情都很认真。事实上是前一个改革为下一个改革已经铺垫了，让人有了思想准备，而下一个改革是前一个改革的必然的延伸。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闻调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点访谈》放在《新闻联播》后面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判断当时领导接受的程度，你要培养他适应这样，不断往下走。一句话，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