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第一节 文化的概述一、文化的含义 根据人们探讨某个事物人数的多寡则可以把文化分成大文化和小文化。即: 相对于其他文化,人们关注、探讨感兴趣事物的人数多的现象和氛围就是大文化;而人们关注、探讨感兴趣事物的人数少的现象和氛围就是小文化。——摘自中国幸福学研究 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 (1)文化是人类群体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过程。主要成分是符号、价值和意义、社会规范。符号是指能够传递事物信息的一种标志,它在生活中代表一定的信息或意义。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使用符号的能力。价值观是人们评判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行为的标准,决定着社会中人们共有的区分是非的判断力。社会规范是特定环境下的行动指南,它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行动。 (2)文化的内隐部分为价值观和意义系统,起外显形态为各种符号,这些符号主要体现为物质实体和行为方式。 (3)对整个人类来说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对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人而言,文化则是主要体现为既有的生存和发展框架。 (4)文化随着人类的群体的范围划分不同而体现出差异。
二、文化的构成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任何能有意义地表达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所有的文字和数字都是符合,此外,紧握的拳头、美国国旗、十字架也都是一种符号。和原始祖先不同,现代人类可以和他人交流十分复杂的信息——从“我爱你”到关于浩瀚宇宙的技术数据——而且,他们能从他人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关键就是符号的使用。通过符号,我们能够理解现实,能够交换和保存复杂信息。简而言之,我们既能创造文化,又能从文化中尝到很多(盖斯菲尔德和米恰诺维茨,1984)。 符号在帮助我们理解诸如“上帝”、“正义”、“爱国主义”等抽象概念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类概念往往难以理解,我们总是把它们和我们已理解的事物加以比较。这样,隐藏在我们法律体系之后的理想和情感常常是由一个掌握正义尺度的蒙眼女性来代表。这种符号履行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功能,即通过把复杂概念秘简单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最终达到对前者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符号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并使沟通变得简单。 符号有时和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想象。例如,鸟可能代表“自由”,因为在受地球引力受缚的人类看来,鸟儿似乎可以到达它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然而,这样使用符号,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当符号未被理解为自身之外的其所象征的事物时,就会产生许多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混淆。符号不仅代表了某种其他事物,而且同时也暗示了对象征事物的态度(戈夫曼,1976)。一些符号承载了如此确定的意义,以至于它们预先就定义好了其所代表事物的社会含义。 举例来说,用白色代表“好”,黑色代表“坏”,这显然会对白人和黑人看待自己和观察对方的方式造成影响。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用绘图—故事的方法以判断学前儿童的种族歧视倾向。孩子们首先被出示两幅图画,一幅是黑肤色的人,一幅是浅肤色的人。然后,研究者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孩子们被要求作出判断,这个故事是关于哪一个人——黑肤色还是浅肤色的人的?孩子们倾向于把浅肤色的人和正面故事联系在一起,而把黑肤色的人和反面故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与黑颜色相关的反面含义似乎本身已属于黑人,因此试验的结果已被预先认定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某种文化中的符号能通过预料不到的、不为人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建构这个文化本身。 语言。语言,简而言之,是指人们所使用的口头和书面的言说方式,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观点、价值观和文化的标准都能找到它们最完整的表达方式。虽然我们也使用许多其他的媒介——如绘画、音乐、雕塑及舞蹈——来表达文化,但只有语言才能最灵活、最准确地传递所有人类所能理解的复杂而精微的含义。 实际上,如果没有语言,大部分人类思想将不复存在(克里斯特尔,1988)。通过语言,孩子们学会了他们的社会是如何理解世界、过去和将来的方式。也主要是通过语言,孩子们知晓了父母、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们的期待。因此,语言对社会的建构而言是最重要的。它比任何其他符号体系都更为全面地使我们能建设和传递文化。 虽然语言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起源的。一种理论认为语言始于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如“溅水”声和“吼叫”声。另一种理论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由于疼痛或其他剧烈的情感而本能发出的声音。还有一种理论则断言语言最初是伴随着反复的肌肉运动而产生的,如“叹息”声和“号子”声。 然而,一种更为可信的解释认为,语言源于早期类人动物把它们原始的用以联系的叫喊声糅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意义系统(霍基特和阿舍,1964)。例如,咳嗽声和尖叫声就是一套具有固定含义的符号。从这种叫喊系统到语言的演化使狩猎和其他集体活动更有效率。那些拥有高级语言技巧的部落比那些语言技巧相对低级的部落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研究表明,人类有可能在前脑发生了生理结构的进化,这使学习语言变得相对更容易一些(乔姆斯基,1975)。这种“语言接收装置”为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逻辑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乔姆斯基把这种逻辑基础称为“一般语法”。当然,一般语法不包括某种特定评议的特殊词汇和语法规则。对每一种文化而言,这些特征都各不相同,但它们隐藏在一般语法中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个关于这种内在的语言接收装置的例子。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中的儿童在掌握各自语言的语法特征之前,基本上都在相同的年龄开始学习语言,在同等程度上掌握各自语言中相同的方面,并往往犯相同的错误(这反映了一般语法的原则)。 现代社会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文化中语言的某些发音在其他文化中是找不到的。例如,法国人在发“thin”这个音时常有困难而经常代之以“sin”这个音(法语中没有“th”这个音)。美式英语的发音和英式英语的发音也常常不同。举例而言,英语中词序对句子的意义十分重要,但在别的语言,比如德语中,句子中每个词都有一个词尾以表明它和句子其他词汇间的关系,因此词序相对而言就不重要了。 语言的词汇同样反映了言语者的文化和环境。例如,萨摩亚群岛居民以捕鱼为生,因此语言中有着关于捕鱼和航海方面的丰富词汇。同样,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阿拉伯人则拥有许多沙子方面的词汇。 一些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语言间的区别不仅仅反映了言语者的需要和环境的影响,而且它们还会对言语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一由萨皮(Edward Sapir)和沃夫(Lee Whorf)所发展的观点被称为萨皮—沃夫假设(Sapir—Whorf Hyopthesis)。萨皮和沃夫认为,既然语言和思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持同一种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看法要比持不同语言的人要一致得多。沃夫指出,英国人把时间分为三种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使用霍皮印第安语的人则没有这些概念(虽然他们也能表达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沃夫认为,这样的结果使讲英语者比讲霍皮语者更具体地去理解时间。对持英语者而言,时间是可以计量的,而持霍皮语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沃夫认为这种区别也许可以解释持英语者在诸如档案保存、年历和历史方面的兴趣。 萨皮—沃夫假设在最极端的含义上可推断出如下结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体语言习惯基础上无意识地构建而成的。由于我们群体的语言习惯已预设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将会很自然地用这一方式去观察、去听、去体验事物(沃夫,1941)。这样,语言决定了我们对现实世界进行思索的特定方式,因为通过其他途径我们很难把它表达出来。 在构筑文化结构时抽象词汇可能是最重要的。抽象词汇在现代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数量最多,而在古代文化或前工业社会文化中则相对较少。然而,萨皮—沃夫假设的极端推论可能夸大了语言在决定人类思想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他们近期的论文中,萨皮和沃夫提出了一个比原来的假设较为和缓的推论。依照这个推论,语言预先庙宇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但其影响的程度并不如极端推论所设想的那样强。 语言不仅在不同文化间有区别,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其语言也有差异。语言中地区和种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南部和北部人、意大利移民和犹太移民间语言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样,英、美两国基本语言是一致的,但细微差别也很多。某些群体甚至还创造了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一种严格限定的语言系统——用于特别的目的。如美国卡车司机经常收听的市民波段电台(CB)语言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语言。这种CB语言充满了华丽的辞藻和短语,圈外人很难听懂。以下是一些CB语言的例子,狗熊(bears)代表警察,眼球(eyeballs)代表头顶灯,五指折扣(five-finger discount)代表赃物,移动洗面剂(motion lotion)代表汽油,超级可乐(super cola)代表啤酒等(克里斯特尔,1988)。 最后,语言能反映价值观。一项对澳洲英语的研究表明,澳洲英语反映了澳大利亚人的幽默、随和和理性的价值观。澳大利亚人喜欢把词汇简化并在词尾加上“ie”或“y”(如用prezzie来代表present,用matey来代表mate),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表达他们诙谐、爱交朋友和易于相处的性格的方式(威尔兹比卡,1986)。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是决定社会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和抽象的观念。价值观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它为一个人的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克拉克洪,1961;威廉斯,1986)。 我们在本章开始部分提到了亚洲移民的孩子具有一种价值观,这使他们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具有优势。另一种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也仍由上一辈传递到下一辈,它强调家庭的中心地位。例如,课后作业被认为是一项家庭共同承担的任务,年长的孩子要帮助年幼的孩子;父母不让孩子们做家务,以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作业。典型的场景是饭后桌子就被清理干净,然后家里所有孩子都趴在桌上写作业。印度高中生花在课后作业上的时间平均为每天3小时10分钟,而美国学生则仅为一个半小时。自然,这种投入带来了显著的效果。 对其他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工作价值观。实际上,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和亚洲人一样强调学历和努力工作,但美国人更多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家庭出发的。 文化的主要价值观是通过其符号系统而传递下来。价值观可从民间传说、神话、艺术、娱乐及其他媒介得到体现。例如,在英国亚瑟王传奇中有着许多丰富多彩的形象:亚瑟王、圭尼威尔王后、兰斯洛特爵士、莫林、龙和其他四角兽等。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些故事时,我们会崇拜亚瑟王对他的臣民慈父般的关怀,会赞许兰斯洛特的勇敢和忠诚,也会为莫林的神奇力量和智慧所惊叹。这些品质体现了中世纪文化的价值观。 像符号一样,价值观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集合模式。在中世纪,人们对慈父国王的理想往往是和对臣民忠诚的要求是分不开的,部属被鼓励把自己视为“家庭”的一员而不是看作一个个体。因此,我们现在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和中世纪英国的价值观显然是不一致的。同样,对通过家庭纽带而连接在一起的中世纪人而言,我们经济生活中利益趋向的价值观显然也是难以理解的。 典型的价值观往往成对出现,有正面的价值观必有反面的情形。有被崇拜的价值,就必须有被唾弃的价值。例如,中世纪的人们崇拜勇敢,就必须厌恶懦弱。有时,在兰斯洛特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同一人物身上体现了正反两种品质。他既是一个恶棍(因为他对亚瑟王的妻子——圭尼威尔王后有一种婚外恋情),又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把圭尼威尔王后从不忠中解救了出来)。 价值观如何与行为联系起来呢?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斯帕特斯,1983)。一种理论宣称价值观决定行动。按照这种理论,基本价值观在个人生活的早期就已被接受。一旦价值观形成,它们就成为个人行为选择和态度形成的指南。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51)认为: 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从某些方面看,人类后天习得的个性因素中最稳定和持久的即是主要的价值倾向模式。有理由相信这些模式在儿童时代就是“定型”的,而且到了成年时代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种理论还认为,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的外在逻辑结果。例如,在美国,商品的定价取决于商人对顾客支付能力的估计,政府一般不予干预。这种行为反映了个体自由经济的基本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逻辑结果是,使人们认为政府对自由交易的限制是错误的。 反对意见则更关注行为在创造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就像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威廉·G·萨姆纳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习俗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自然形成的(萨姆纳,1906,1960)。为了证明继续沿用这些习俗的合理性,或者说是为了掩盖这些习俗可能是非理性的事实,人们就试图对它们进行抽象的解释。换句话说,价值观是一种事后的解释,通过它们,社会已存在的习俗就变成一种需要的产物。这种理论可以应用到前文所述的自由市场商品定价的例子中。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价格体系是在移民涌向一个富有同时又缺乏控制的国家时出现的,在那里政府的权力十分软弱,对个人而言,致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定出了市场所能承担的最高价格。这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后来又通过建构自由经济这一价值观而获得了合法性。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正确之处,很难说谁对谁错。因此许多相关理论中都是两种观点并存的。一方面,确实存在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它们成为每一个既定社会的基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将在本章后边详述)。另一方面,价值观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们通过日常生活而形成、强化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价值观取决于行为,行为又决定于价值观。换句话说,价值观与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社会学家把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称为规范。规范既有正式的,又有非正式的。正式规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违反者有特定的惩罚。非正式规范是不成文的,但往往能被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最重要的规范往往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公认的规范,如一般美国人都能遵守严禁谋杀、抢劫、裸体出行的规范。 也有一些规范只对特定群体生效。我们常把音乐人视为反传统的人,对规范毫不关心。但事实上,音乐人和所有人一样,也有决定其行为的特定规范。只不过显得荒谬的是,对音乐人而言,一个重要的规范就是要求他们与众不同,要游离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许多音乐人喜欢讲述他们曾做过的反习俗的事,如以下的这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为舞会伴奏。工作结束后,我们收拾好行装,挤上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回底特律。刚出城不一会,车子就不走了。油箱里汽油还很多,但车子就是不走。人们都从车子里出来,站在一边抱怨着。突然,一个家伙说:“我们把车子烧了吧。”于是一些人从油箱里弄了一些油出来,撒在车子四周,并点着了它。很快烟雾升了起来。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体验。车子在燃烧,这些家伙就站在旁边,一边怪叫,一边拍着手(贝克尔,1963)。 然而,大部分社会规范都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及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如母亲、男人、雇员等密切相关,或者与特定的时期相关。举例来说,医生处理病人时就应包含着一整套规范。他们始终应表现出镇定、稳重、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许多与医生相关的规范就不见得同样适用于别的身体或位置。不过从事医疗工作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模仿医生的行为,以使自己显得和医生一样,从而像真正的医生一样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实际利益(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将在第四章讨论)。 “规范”这个名词及其形容词“规范的”不能和另一个相关词“正常的”混为一谈。所谓“正常”的行为是指统计意义上最普遍的行为。左撇子或一头红发可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从规范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可接受的——或者可被认为是对的和正当的。 虽然价值观和规范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规范是特殊、具体的,它受到具体情况的限制。它们通常被视为是行动的指针,决定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价值观是一般的,而且经常被视为判断规范的标准(威廉斯,1970)。举例而言,我们社会注重金钱上的成功。某些规范就指导我们如何合法地实现这一价值——我们可以接受教育,开始自己的生意并获得利润,也可以谋求一份职业并努力获得提升。 社会习俗。不同的规范其社会重要性同样也极不同。许多规范被违反后并不会产生严重后果。比如,虽然男性通常被要求留短发,但还是有许多男性留长发甚至还有人留辫子。虽然存在反对这种行为的规范,但它们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因此在很大的范围内很轻易地就被突破了。类似于这样的规范,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习俗(folkways),或称之为社会习惯(萨姆纳,1906,1960)。餐桌上的礼仪规则和其他礼仪规则都属于社会习俗的范畴。 民德。其他规范几乎都被视为是神圣的,对它们的违反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当一个人违反了严禁杀人的规范时,就不能仅仅因为他是初犯就可以原谅他或原谅他的行为。杀人者将得到惩罚。这种得到严格执行、被认为是关键的和必须严格实施的规范,我们称之为民德(mores)。 民德可以是提倡性的,也可以是禁止性的。提倡性的民德表明人们应该怎么做,如关心不能照顾自己的婴儿和儿童。禁止性的民德表明人们不应该做什么,如不能闯入他人家中。特别严格的民德被称为禁忌。乱伦禁忌就是一种普遍接受的禁止性民德——它严禁任何一种近亲间的性关系。 法律。法律是一种正式的规范,通常也是民德的一种,它是由国家颁布的用以控制人类行为的规范。同一种行为很可能既是非法的(违背了法律),但如用某种非正式的规范来判断又是可能接受的。比如,美国大部分21岁以下的人都喝含酒精的饮料。虽然这种行为严格地说是违法的,但社会的非正式规范有时却允许这一法律被忽视。大部分警官都不会拘捕一个让他14岁的儿子喝一小口啤酒的父亲,而大学校园里未到喝酒年龄者喝酒也往往被视而不见,只要这一行为不是公开的。 约制。一个社会要运作,就必须强化它的规范。人们被迫遵从,或者说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即使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和不愉快的。对社会规范的违反被称为越轨。对规范的遵从通过约制的压力而得到强化,即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吉布斯,1966,1981)(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约制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正面约制是对那些行为正当的人的奖励。负面约制是对违反重要规范者的惩罚。 约制有正式的(这种约制由具有权威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实施),也有非正式的(这种约制由朋友或同辈人实施)。对一个抢劫杂货店的人判处三年徒刑就是一个正式的负面约制的例子。对一个忠实服务于公司的员工予以提升,或者是给一个在现场看见抢劫银行匪徒的汽车号码,并报告给联邦调查局的姑娘以现金奖励,都属于正式的正面约制。 正式约制往往是最后的办法,一般只在非正式约制不能产生作用的时候才实施。非正式约制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例如,一个违反西点军校荣誉准则的士官生会被他或她的同学们所排斥。一个人如果穿着牛仔裤和破T恤衫去参加一个音乐会,那么就很可能受到其他音乐爱好者非正式的约制,如对他冷眼相对。一些研究表明,非正式约制往往比正式约制更为有效(霍林格和克拉克,1982)。 社会学研究已开始关注许多发生在群体内的富有想像力的非正式约制。一个研究小组在对一群工厂的工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些很常见的负面约制的例子(布劳和斯科特,1962)。工人们和受约制的人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距离,即使多绕一些路也不愿在这个工人的桌前经过。他讲笑话时,没人发笑;他有困难时,也没人表示同情,甚至人们还侵犯他的个人权利。而当人们要赞许一个人的行为时——无疑这是一种正面约制——工人们会经常提他的名字,发表意见时会先称呼他的姓名。他们会拍他的背,或采纳他关于生产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需要约制,因为社会成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已接受了各种规范。实际上,规范是否真正发挥功能取决于人们自觉遵守规范的程度。 最后,必须加以说明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永远严格地遵守规范。文化和社会必须能适应改变的环境。允许对现行规范的一定偏离有助于社会保持灵活性(默顿,1968)。 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形态——机器、工具、书籍、衣服等——称为物质文化。一直以来,人类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生活服务,以提高人类生存的机会并丰富人类的生活。他们把土地、树木、岩石、金属、动物及其他自然资源转化为房屋、工具、服装和交往的手段。 一个特定社会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其实质是技术水平、可开发资源和人类需求的集合体。现代社会拥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度发达的技术。当我们把这些物质及非物质的资源用于解决交通问题时,就产生出了汽车、卡车、火车、飞机及其他交通工具。20世纪前的印第安人只有非常有限的资源和简单的工具,但由于他们的需求也更加朴素,因此他们解决交通问题就更加简单。在需要运东西时,他们要么肩扛,要么利用拖撬——一种用两根拖杠支撑着木板或绳网的马车。 当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座古城的遗址时,他们发现了如下物质文化:一个破裂的罐子、一条被精心保存在小木盒里的项链、房屋的基石。从这些人造制品中——人造的或人使用的——考古学家们就能重构当时社会中非物质的价值观和文化中的规范。 同样一个人工制品在不同文化中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意义甚至会完全相反。许多印第安部落在宗教仪式中所发出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就像是小孩的尖叫声。一种文化中用来吃饭的碗钵,在别的文化中可能会被用于乞讨。我们对国旗会感到骄傲和崇敬,但对其他文化而言,它只是一块布料而已。 人类创造了物质文化,人类也能改变物质文化。我们可以把物质文化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非物质文化的所有因素——规范、价值、语言、传统及其他——都必须去适应物质文化。举例来说,汽车被20世纪早期的社会批评家称之为“轮子上的卧室”,避孕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关于性的规范和价值观。同样,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也迫使我们围绕着什么是真正死亡,而重新思考许多重要的伦理问题。 三、文化的分类关于文化的分类 H. H. Stern(1992:208)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 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Hammerly(1982)又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
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此外,也有的将文化定义为两类: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第二节 区分不同国家文化的维度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霍夫斯泰德的四个维度关于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论文和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出于时间和精力以及知识面的考虑,我主要借鉴霍夫斯泰德(Gerte Hofstede)从四个重要维度来讨论文化对组织的影响。霍夫斯泰德(Gerte Hofstede)选择了四个重要维度来讨论文化对组织的影响,国际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职能往往与文化差异有密切的联系。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是通过个人主义指数来衡量的。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明显,如美国;反之数值越小,则说明该社会的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如日本和亚洲大多数国家。
像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人敢提个人主义,提倡的都是集体主义,组织考虑的是大集体,而不是小集体。美国,他们就几乎没有集体主义这个概念,跟他们说集体主义,可能他们都会一脸茫然呢。撇开当时的政治条件不谈,假使当时美国可以来我们国家投资,那种情形真的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不可能白白的把钱抛到中国而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政治条件允许,美国人当时也是不可能来我们国家投资的。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所有权方面,在行政方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了保证集体的利益,上级自然会派一个组织上信的过的、政治过硬的人来领导这家企业,而个人主义者就不允许这种情况了。这种矛盾在事前就应该考虑到,否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2、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霍夫斯泰德的四个维度考虑的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来分析文化对组织的影响,他充分考虑了权力、环境以及社会对女性的重视程度,通过权力距离这个维度,判断权力在社会和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对这个维度,各个国家由于对权力赋予的意义不完全相同,所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美国对权力的看法跟阿拉伯国家的看法就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不是很看中权力,他们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权力的追求比阿拉伯国家要逊色不少;阿拉伯国家由于国家体制的关系,注重权力的约束力,由此,阿拉伯国家的机构,不管是政府部门或者企业都多多少少带有权力的色彩。
3、不确定性规避与不确定性容忍
不确定性的规避霍夫施泰德认为,人们抵抗未来这种不确定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科技、法律和宗教。人们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无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霍夫施泰德的调查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不确定性状态的回避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族把生活中的未知、不确定性视为大敌,千方百计加以避免,而有的民族则采取坦然接受的态度,“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为了对这种不同进行衡量,他提出了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的概念。
所谓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指得是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并试图以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规则,不容忍偏离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其强弱是通过不确定性回避指数(UAI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一个鼓励其成员战胜和开辟未来的社会文化,可被视为强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反之,那些教育其成员接受风险,学会忍耐,接受不同行为的社会文化,可被视为弱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
强不确定性回避国家的人民比较起来更忙碌,常常坐立不安,喜怒形于色,积极活泼,其文化对法律、规章的需要是以情感为基础的,这不利于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革新想法,但却可以培养人们精细、守时的特质,因而善于将别人的创意付诸实施,使之在现时生活中生效;而弱不确定性回避国家的人们比较起来则显得更沉静些,也更矜持,随遇而安、怠惰、喜静不喜动、懒散一些,人们对于成文法规在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除非绝对必要,社会不会轻易立法,其文化能容忍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形形色色的主意,因而有利于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革新想法,但却不善于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
4、男性化与女性化
男性化和女性化霍夫施泰德把这种以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为基础的“男性化”倾向称之为男性或男子气概所代表的维度(即所谓男性度Masculinity Dimension),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而与此相对立的“女性化”倾向则被其称之为女性或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文化维度(即所谓女性度,Feminine Dimension),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男人与女人都表现得谦逊、恭顺、关注生活质量。
男性度/女性度的倾向用男性度指数(MDI: Masculinity Dimension Index)来衡量,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社会的男性化倾向越明显,男性气质越突出(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反之,数值越小,说明该社会的男性化倾向越不明显,男性气质弱化,而女性气质突出。
在男性气质突出的国家中,社会竞争意识强烈,成功的尺度就是财富功名,社会鼓励、赞赏工作狂,人们崇尚用一决雌雄的方式来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公平、竞争,注重工作绩效,信奉的是“人生是短暂的,应当快马加鞭,多出成果”,对生活的看法则是“活着是为了工作”;而在女性气质突出的国家中,生活质量的概念更为人们看中,人们一般乐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平等、团结,人们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占有,而是心灵的沟通,信奉的是“人生是短暂的,应当慢慢地、细细地品尝”,对生活的看法则是“工作是为了生活”。
二、莱恩与迪斯特芬诺的六文化维度系统1、人与自然的关系
2、人的时间导向
3、管理人性观
4、人的活动导向
5、人际关系导向
6、对空间的态度
三、斯特罗姆佩纳的五文化维度系统1、通用主义和特定主义维度
2、个人导向性与集体导向性维度
3、中立性与感情性维度
4、具体性和扩散性维度
5、成就导向和因袭导向维度
第三节 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概述一、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1、跨文化的定义及其三个层次差异
当一种文化跨越了不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精神、原则、沟通模式、规章典范等等不同文化时,我们就称之为跨文化。
说到跨文化,人们通常会想到跨文化差异。正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才有跨文化管理的必要性。跨文化差异,指的是不同群体或组织的文化差异。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差异,主要是指:
(1)双方母国(或民族)文化背景差异:这是跨文化差异的宏观层面。由于它的典型性和分明性,学者们在研究跨文化管理时通常以一国为单位,以合资企业和跨国企业为研究主体。厦门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廖泉文教授认为,这一层次的跨文化差异还应包括双方母地区、母城市的文化背景差异。最典型的如港资企业、台资企业、中资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员工都来自中华民族,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大陆、台湾之间的文化内涵已大有不同。此外,即使同是大陆的员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性,幅员广大,土地辽阔,少数民族的员工、东西部的员工仍然存在程度不等的文化差异,跨文化管理同样成为这些企业的管理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2)双方母公司自身特有的“公司文化”风格差异:这是跨文化差异的中观层次。这一点在通过兼并收购而重组的企业中特别明显。例如,海尔兼并青岛红星电器厂时,只派了三个人去,没有增加一分钱的投资,没有换一台设备,主要是去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文化氛围,灌输并实践海尔的生产经营理念。结果兼并的当年,红星电器厂即转亏为盈。应该说,当时海尔公平、公正的企业文化与青岛红星电器厂拉帮结派、办事讲圈子的企业文化是大相径庭的。正因为海尔成功地实施了跨文化管理,才成功地救活了一个企业。
(3)个体文化差异:这是跨文化差异的微观层次。年长者和年轻者、男性和女性、上级和下级、不同部门的员工之间……等等任何不同的两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跨文化差异。企业管理者如果能洞察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差异,并且审慎分析,对症下药,就不愁管理不好这个企业。
由于跨文化管理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目前许多相关的研究都侧重于不同国家层次上的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其文化单元主要指民族文化,即使在企业文化中,也主要指企业中不同国别员工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特点。
2、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
所谓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跨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跨文化企业,顾名思义,是指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存在跨文化差异的员工所组成的企业。具体说来,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作生活质量和取得经济效益为目的而对来自异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进行获取、保持、评价、发展和调整等一系列管理的过程。
在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中,由于企业或公司是由两国或多国企业合伙在东道国组成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政体、跨国体的跨文化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所以文化因素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的。
二、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1、文化“移植”
所谓“移植”,是指简单地将一个地方的“树苗”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的“土壤”上来,这是一种单纯的“更换土壤”的思维方式。然而文化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生存一定需要适宜的“土壤”才行。如果单纯地把“土壤”更换,再有生命的东西也会因“水土不服”而枯萎。跨文化企业如果想当然地把带有母国文化式的管理方式直接运用于合资企业中去,或者合资企业简单地照搬东道国的管理模式,采取迎合东道国文化的管理方式,其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是低效且容易失败的。很多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都不得不提前打道回府,原因就在这里。
2、文化“嫁接”
所谓文化“嫁接”,是指科学地将一个地方的"树苗"有生命力的那部分嫁接到另一个地方的“土壤”中去,用“合成”的文化物质去滋养促进其生长发育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复杂的“更换品种”的思维方式。跨国企业若想在管理结构、管理职务、人事政策上完全超越国家和文化的界限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跨国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借助于对跨文化差异的沟通及对跨文化管理的积极参与、实践、达到跨文化的真正融合,形成跨文化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在互相决定的各种需求之间获得动态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嫁接”不同于“折衷”,虽然二者都是在异文化之间求同存异,但是后者只是企业文化理念间的妥协与退让,这种方式缺乏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企业将会损耗掉不少“杂交”后应具有的优势。
跨文化企业若想真正地达到多文化的跨文化融合,就必须采取文化“嫁接”的方式,而非文化“移植”。
第四节 跨文化沟通一、跨文化沟通障碍1、观念冲突:成员意识、外在和内在动机取向、道德观;
2、制度冲突:规范标准、规则、制度;
3、行为冲突: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上的冲突。
二、跨文化沟通思路1、沟通对象的文化背景;
2、沟通者的文化背景;
3、信息中包含的文化背景;
4、渠道选择中的文化背景。
三、跨文化沟通的语境1、高语境:通过有形的环境信息,或者是通过个人内化了的信息,很少通过明确的言语或讯息进行交流。
——中国、日本、沙特、西班牙等;
2、低语境:大多数的信息通过明确的编码(例如语言)来进行传递。
——加拿大、美国、大多数欧洲国家
3、低语境国家和高语境国家之间的沟通出现摩擦的原因:
——低语境的人给出的信息太多;
——高语境的人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背景。
四、跨文化沟通策略分析1、正视差异,求同存异;
2、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3、兼顾多元,差别管理。
第五节 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一、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模式1、民族中心主义原则
2、多中心原则
3、地区中心原则
4、全球中心原则
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四种方式1、民族中心主义方式
2、多中心方式
3、地区中心主义方式
4、全球中心主义方式
三、多文化的组织特征1、多文化
2、完全的结构融合
3、与正式团体的融合
4、偏见的消除
5、对目标公平识别
6、最小的团队间冲突
四、 跨国公司的员工招聘1、跨国公司的员工来源及其特点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招聘员工的经验,跨国企业的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一般由母公司派出;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则从东道国、第三国或母公司选拔;其他员工,尤其是一线的操作工人,基本上是在东道国配备。由此可见,跨国企业在挑选管理人员时,可以有三类员工供选择:母公司员工、东道国员工和第三国员工。这三类不同来源的员工,对跨国企业而言各有其优点和缺点。
(1)母公司员工
(2)东道国员工
(3)第三国员工
2、跨国企业员工的筛选
(1)母公司外派人员的筛选
a.筛选标准
①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②跨文化适应能力。
③外语能力。
b.筛选手段
在筛选过程中,跨国企业除了依据候选人的工作绩效外,常用的方法是个性与心理测试以及面谈等方法。应用较普遍的是与特定行为相关联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四个维度:
①自我定位维度。
②知觉维度。
③他人定位维度。
④文化韧性维度。
(2)东道国员工的筛选
对于东道国员工的筛选,首先要区分不同的招聘目的。不同的目的,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筛选标准。跨国企业招聘东道国员工,一是为当地的分公司配备人员,二是为母公司挑选合适的员工。
如果跨国企业招聘东道国员工是出于第一个目的,那么筛选标准的重点应在候选人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和相关工作经验等方面。
挑选东道国员工的第二个目的是将其调至公司总部任职。这样做的动机是有的是为了培养和发展东道国员工,他们被调到公司总部学习专业技能,接受专门培训;有的则为了使东道国员工获得归属感,这是跨国企业建立全球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多吸收海外分公司员工到公司总部工作,可以打破母公司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公司增强对其他文化的适应能力,从而使跨国公司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
(3)第三国员工的筛选
跨国公司招聘第三国员工的目的,通常是将其作为派往海外分公司的驻外管理人员。因此,上文中所讨论的挑选母公司外派人员的标准,大部分也适用于对第三国员工的筛选。所以,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和外语能力是跨国企业挑选第三国员工时的重要筛选标准。
五、跨国企业的员工绩效评估1、影响分公司绩效目标制制订的因素
(1)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2)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
(3)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4)不同的发展阶段
2、对外派人员的绩效坪估
(1)外派人员的绩效评估系统
a.绩效评估标准
跨国企业为外派人员制订的绩效评估标准一般可以分为:硬指标、软指标和情境指标三类。
b.实施绩效评估的人
对外派人员的绩效评估一般由分公司的总经理、该员工的直接东道国主管或总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这要视该员工的职位性质及层次高低而定。
c.绩效评估的反馈
有效的绩效管理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绩效评估结果的定期反馈。
(2)影响外派人员工作绩效高低的因素
a.工作任务
b.总部的支持
c.东道国环境
d.文化调整
3、对东道国员工的绩效评估
跨国企业在对东道国员工进行绩效评估时,通常采用的一个方法是在分公司为东道国员工建立起一套绩效评估系统,尽量使这套绩效评估系统符合当地有关工作行为的风俗规范。这个方法的关键是分公司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必须符合总公司绩效管理系统的要求。
六、跨国企业的员工培训1、外派人员的培训
(1)启程前培训方案
研究表明,有效的启程前培训对于外派人员在海外分公司的顺利过渡非常重要。启程前培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a.文化意识培训
b. 预备访问
c.语言培训
语言培训是启程前培训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培训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英语培训。
②东道国语言培训。
(2)抵达后的培训
外派人员到达东道国以后,真正的调整和适应阶段开始了。在这一阶段,跨国企业还应安排以下培训内容,以便让外派人员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角色和工作环境。这些培训一般包括:
a.周围环境介绍
b.工作单位和东道国同事介绍
c.实际工作情况介绍
2、东道国员工的培训
与外派人员的培训不同的是,跨国企业一般将东道国员工的培训授权给当地的分公司进行。尽管如此,许多跨国企业还是通过制定富有激励作用的培训方案在海外分公司成功地执行统一的培训计划,从而提高了培训的效率。这种做法在针对操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时尤其重要,因为对东道国员工的培训通常是一些操作技能和工作方法的培训。
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调到总公司或其他海外分公司工作的东道国员工,其培训内容就不再是简单的技能培训了。一般跨国企业做这些调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为了获取在分公司工作所必要的技能而被派往总公司;有的则是向总公司的同事传递某些他们特殊的知识和技能;有的则是跨国企业出于建立一种集体认同感的需要。
在实施培训计划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必须强调语言能力的培训。东道国员工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才能胜任外调的工作安排。毫无疑问,缺乏语言能力将成为他们与总公司同事交流的最大障碍,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效果。
七、跨国企业的薪酬福利计划1、跨国企业外派员工的薪酬方案主要组成部分
(1)基本工资
(2)驻外补贴
(3)津贴
生活费用补贴主要有以下项目:
a.住房津贴。
b.探亲补贴。
c.教育津贴。
d.安家补贴。
简而言之,跨国企业为外派人员提供一系列的津贴是为鼓励他们接受任命,并尽量使他们在接受任命后保持与国内相同的生活水平。
(4)福利
2、制定薪酬制度的方法
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对外派人员的薪酬制度的确立主要有两种方法:入乡随俗法和采用本国标准法。
第六节 跨文化谈判一、谈判模式的差异1、日本
2、北美
3、拉丁美洲
二、口头谈判行为中的跨文化差异1、日本
2、美国
3、巴西
三、非口头谈判行为中的跨文化差异1、日本
2、美国
3、巴西
四、谈判的跨文化差异1、北美
2、阿拉伯
3、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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