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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9 04: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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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没有问题,只要在风险和收益中找到平衡就可以做。
王明夫:您觉得是类似商业银行的直接融资更有前途还是做PE更有前途?
马蔚华:现在的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单纯的商业银行,现在商业银行有投行。包括现在的商业银行也突破了过去的界限,商业银行有投行,包括可以收购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收购信托公司,还可以组建金融租赁公司等等等等。所以,将来它也是综合化经营的趋势。但是各种金融业务之间,要有防火墙,这样能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主持人王冉:吴总,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商业银行放开了,能够让他们参与到投资当中,您肯定是第一个跟他们合作的机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马行长交流?
吴尚志:我非常同意马行长讲的,只要政策突破,实际上今天的金融系统还不是很有效,好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机会,正是由于无效产生的。但是今天来讲,我觉得从国家来讲,对于PE也很重视,其实现在发改委在推动除了渤海基金这个试点以外,推动这个法律法规。那么我认为,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我们有这么高的储蓄,这么多钱,特别是养老金的钱,和一些高端的像马行长客户的这些人的钱。应该有一部分,像刚才王兟讲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业绩为他们服务。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主要在坐的人,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国际大牌的,资金来源还是国外的。这个原因是他已经把长期的钱,让市场的方式分布了长期钱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环境,你靠业绩就可以了。今天中国还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社保基金他想做,今天在股市上面赚了很多的钱,他想资产分布,但是根据法规他还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相信马行长说的,如果政策允许做这么多的钱,对于商业银行可以增强竞争力。同时,可以间接做的可以做资产分布,分布给我们这些人,这个实际上在美国也是挺普遍的。就是商业银行作为投资人,那么马行长这个高端客户可能是全中国最宽的高端客户,包括信托发产品,也得通过银行的系统,今天发基金也得通过银行的系统。那么银行在融资方面,如果带杠杆的话,那也会不一样。我们今天资金的主要来源不是靠杠杆,那么当企业平稳之后,这个杠杆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跟银行系统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我们生存改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这个跟法规政策有关系,但是我们觉得会非常快。
李立明:其实在华为的收购案里面,国开行和中国银行给了我们支持,我们是作为杠杆收购牵头人之一,所以中国银行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所以我相信像吴总说的,可能在中国本土也会有这样发生的情况。
主持人王冉:刚才提到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开杠杆,但是赵总说过,我们确实在财力上,可能有很多在西方的PE能做的事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们有附加值,可以继续保证我们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影响。那么您也说过,投资投进的时候,其实是真正的开始,而不是交易的结束。所以,我借着这个话题,自然引到今天第二部分的讨论,就是在这个企业当中,引进各位这样大佬一样的PE进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赵令欢:如果拿台上的同事们工作所从事的工作,用结果来说的话,回答是很清晰,而且是很明确的回答,一定是有好的作用。我们的企业在我们介入之后,按两年算,平均企业的价值提升没有一个是低于5、6倍的。所以,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猫鼠,细分的还是综合的,到了最后是企业价值的提升。我想这是有价值的争议。至于说这个价值是怎么争议的,按照我们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讲,那真是看看具体的情况,也看看具体的投资人具有的特性。
刚才王总这儿讲得就很生动,概括了一些,像我们做国企改制,我们有7个环节就比较注意去看。首先,体制的改革,能够释放很多的生产力,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们做两类事。国企改制仿佛是放虎归山,企业领导者多年经营这个企业,你要跟他们谈,他们会说是凭着觉悟、凭着事业心、责任心,肯定这个激励是不到位的。但是,这些人由于长期经营,他在运作层面也了解很多的情况,事实上是很好的管理者,但是体制对于他们的束缚。比如说到了60岁,他正好是到位的时候,不是由股东也不是由企业相关的人决定他继续干还是不继续干,是由组织部来定,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还有管理提升方面的。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阶段的经验不多。所以,往往成功很快,机会很多,成功之后他什么都想投,什么都想干,往往投什么干什么他还想做老板。所以,企业的末日从此开始。那么投资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那么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以前是缺失的部分,现在是快速成长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PE在政府还不是很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前提之下,就增长这么快,本身反映出他有一个市场,本身反映出他有一个生命力。
刚才,马行长有一个很迫切的愿望要表达,除了您这一个很好的个人客户之外,我非常希望PE能够成为你的客户,因为弘毅这一块是注意做和债组合在一起的投资,而在国外,我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据我们所知,首先外国的银行不能干,中国的银行不能做结构债务,那么你们怎么做结构呢?我说我们就变通,在国外往往像TPG等要收购一个企业,包括他说我用500亿美元收购的企业,他指的是把整个的资产负债表全买下来了。在中国没有债务,所以我不能买那个,所以需要变通一下,但是真正需要做的,还是债务和股加起来做,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突破,但是我们也了解政府为什么这么保守。最近的例子很简单,刺激一旦发生,先被看透的都是混业银行的行长,所以小心还是有意思的。
主持人王冉:刚才提到了国企是放虎归山,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其实这也是我们平时操作涉及国企股权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给他激励,但是代表国有企业这方面有一定的矛盾,你买进的时候以什么价格买?太低了可能对于他不够激励,太高了可能国有企业会吃亏,那么你们操作案例怎么平衡这中间的利益?
赵令欢: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么多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坚定地去做正确的事。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呢?你真的本着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的角度去做某件事,真的不要很简单地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买便宜货的机会。后来的这一轮,就是我开始参与国企改制和做并购投资的这一轮,和前面一轮的MBO有质的变化。那一轮平均变化,多收多少有利润的作价。但是我们外来的金融投资者,我们进去是为了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当然买得便宜点是好时,我是一个投资公司,我不是一个项目公司。我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把我的品牌做坏了,我凭借做假帐或者是压低价格买了这个,我今后就没有办法做我的生意了,所以大家都关注我们长久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所以买便宜货不是我们主要的动机,所以我们这个企业以后创造的利润、价值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以,正确的事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这个我不展开说了。
第三个,涉及到国企,的确是和国家在做这个生意,那么就要考虑国企里面能够容许的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你说国家负责,实际上国家是不负责的,是具体做事的政府官员来负责的。很多的考虑就不同,价格很多的时候不是唯一的考虑,价格以外的考虑是会安定政策的复合。所以,你要做得稍微更仔细一些,我们通常的指导思想,就是做任何一个交易,我的要求是经得其两个考验,第一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二个是经得起政治的考验。
主持人王冉:王明夫王总,您跟中国的企业这么多年打了无数的交道,对于中国的企业很熟悉,那么从您的角度,您看到过没有PE或者是风险投资,进了之后反而毁了一个企业?有这样的情况吗?
王明夫:我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前不久发生一个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拿出来讨论,我觉得在坐的每一位都是很有兴趣讨论的话题,你讨论的问题是中国消费升级,奢侈品有没有升级的价值?我发现中国的珠宝三家企业上升得是很好很好。所以,像南方做什么珠宝加工或者是建珠宝专卖店的连锁。他做到中国前三,市场的份额也不到10%。但是未来几年可以预见的就是3%的增长的问题。
那么中国企业和外资性质的基金去了,也是我们介绍去的,一看喜欢得不得了。人家从PE慢慢走了,这样我们通过本土朋友的机构,他是国内做PE的,他一看就投了。因为他不做PE的,也不做审计了,我看傻了,怎么本土机构是这种风格。我觉得不用很规范地流程走完了,这个企业3年内能不能上?肯定能上,上市之后有没有30倍的PE,肯定有。这两点够了,8倍的PE就够了。所以,各有各的风格,哪种风格是生态是分离了,还是最终决省府,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主持人王冉:吴总,您觉得他提到这样的基金能够长久吗?
吴尚志:我觉得具体的每个基金实际上风格很不一样,每一种风格都有它的优势,在某种竞争的环境下,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PE的原则,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VC分拆出去。
实际上,我们自己今天PE从02年做到今天,我们的成功率是100%,我们第一个基金9个8个已经上市了,现在1个在路演。你说人聪明不一定,实际上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后来付出的也是成功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就是不成熟,就是风险和回报的把握,一定要有一个强烈的自律,那么这个自律当里把得很紧的时候,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们放弃了后来被证明赚了很多钱的。比如说如家,当时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一个市盈率不能多少。大家说这个可能也还赚钱,但是为了保持内部的自律这个不做了。农工等等太多了,还有金丰易居,这个模式不是好,所以不知道房地产市场能不能维持。所以,当一个基金形成一种风格的时候,它必然有放弃的损失,我觉得从鼎晖长期来讲,你要拿养老金和金融机构还有国家的钱,你一定要保守。这一年就能做这么多的事,所以你要慢慢做。很多的创投的内部标准,你要做事3年的业绩才能证明商业模式,这不对,好多的标准分众拿来一个不符合,后来还是做了,但是决定后来这样的事要单独弄出去做。所以,要有一定的承担风险和迅速决策的机制,两个混在一起有问题。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在里面,就是现在的外资审批造成了另外的麻烦。他刚才讲了本土的事情,也可能是决策上的,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审批给你折腾到3、5个月,或者是6个月,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那就是另外的事了。这就是刚才谈到的人民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两个层面谈。
主持人王冉:JOE你说刚刚成立的时候PE在本土的决策能力有多强?如果太强是不是反而牺牲了自律性或者是纪律性?
周志雄:05年是40个亿,06年40个亿,07年是50多亿美金的资金主要是在偏VC这边在中国。所以,有很多的基金在中国做项目。但是实际上,很重要的一条,第一你是怎么看这个竞争的环境,第二个,你是怎么跟别人有所区别的。
实际上,我们虽然可以说看了案子做决策非常快,但是你仔细一看,我们其实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战略,我们可能相对是精品一点的战略,所以我们雇的人相对成本高一点。所以,我们不能所有的东西都看,我们只看4、5件事,这个4、5件事里面的东西,因为我看了很久了,所以我判断得可以比较快。而且,我可能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Player都是谁我可能也知道,我只是在等这个案子出现,或者是我创造这个案子,所以我会做的决策会比较快。
另外,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很中的一个自律的问题,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定自己的一个战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认为一个案子不在我的可做的范围之内,但是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能是我们也会比较被动的介入,我们可能会认定3到5倍的2、3年的案子,但是是一个传统的案子,我们帮不了什么忙的,这个我们是不做的。
所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些时候你看起来,我们做的动作、决定都是很快的,其实这里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符合原则才做的,你可能觉得那个案子2分钟就干掉了,我们一听题目就不干了。所以,我们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把它杀掉,再说是不是能做。
主持人王冉:其实JOE的行动能力是很强的,我不知道王兟来讲,你作为投资委员会的,你可能都在美国,对于中国不熟悉、不了解,你怎么样跟他们这样的基金竞争?
王兟:从遗憾的角度讲,美国的基金、中国的基金过去5年最大的遗憾是投资不够。美国的基金绝大多数的一流的PE基金的回报非常好。大家的总结经验是当时应该多买东西,中国也是多买东西。因为过的5年,全球的经济有一个和以前的经济不太一样的情况,就是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在西方的经济里面,贷款非常容易,利息持续地低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911”事件以后,美国很多的股市根据增长能力来讲是偏低的。所以,很多的PE基金来讲,回过头来看,我们要多头,但是在中国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坐的绝大多数的都是不做房地产的,或者是做房地产没有经验的。那么总结中国过去5年的经济,大家买地都发死了。所以,投资来讲走向有遗憾的,总是有哪样东西没有做对,可以做得更多的。
那么回到本土和国际的来讲,我觉得你要分两块来讲,你作为一个公司,中央集权化的,因为背景的支持不同,做不出正确的决策来,我觉得有一定的风险。我当时在高盛的时候,做的第一个投资就是平安保险,大家都说现在的平安保险多成功,但是当时他们报了三次都被拒绝了。那么像TPG也笼络了很了解中国的这些人,那么连你们这帮人都不能把中国的投资机会讲清楚,凭什么要我做决策。另外,投资像我们的CEO看规律性,实际上投资是有规律的。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别上,本土的像刚才的王总讲的他拍拍脑袋,外国人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半天就把这个角色给拍了,但是在他的脑袋里面已经把这个规律性描述出来了。优点就是有规律性,他对中国很了解,缺点就是这个模式不太容易模式。他拍板这个人,二号人物就不能拍板了,而且规则就不一样。那么今后的5年肯定不像今年这么好,那么肯定每一个5年都不一样。好的投资企业不是说市场赚钱的时候,我也跟着赚钱就好了。好的投资公司是市场非常赚钱的时候也赚钱,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也不垮,这才是好的投资企业。
那么我天天都要往投资员汇报,是不是很辛苦,我确实要经过一个自己思想里面的斗争,但是权衡来权衡去,我觉得毕竟有机会跟这种做几十年投资的人一起,那你想我们投资委员会的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听他们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综合在一起,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效率可能打个折扣,但是学到的东西很多。
主持人王冉:我们知道柳总当了KKR的顾问,马总去了德州太平洋,那么在您看他们跟国外的大的PE更多地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赵令欢:我觉得两者都是,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基本的规律,还是大家一块儿做事情做得比较好。我回过头说一下我的感想,我特别赞同两位说的例子。但是这个里面还有我作为这个公司的总负责人和最终责任人,经常被摆布到新路。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你是在做项目还是在做公司。项目可以那么做公司往往不可以那么做,当然了,做项目经理不会考虑公司上面的事情。这个可以解释,实际上我看不到权力不集中的很好的PE公司。很多的很好的PE公司,他最终的状态和当年两个合伙伙伴是超级合伙伙伴。大家记住KKR不是因为它的回报,是因为他有一个失败的案子。
这就回到了第二个关系,我经常想我做这个公司是把这个公司做成,还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做得快活,是为我做还是为公司做。往往我要做比较突出个人这一段的话,往往你不会计较成一个案子或者是败一个案子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想做一个传承下的百年老店这个关联度会高一点,往往你会选择集中一点可能会失去一些好的案子,因为不了解情况。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对于我们的投资经理的要求或者是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是说我关心的不一定100%的是说,所有的好案子都被我们做了。我关心的是,我们做的案子是符合我们战略的好案子。
主持人王冉:李总,台上其他位的嘉宾我都比较熟悉,所以做事情的方法我比较了解。那么您的合伙人都是国有背景的,那么您那儿做投资决定是怎么做的。他们是不是代表国有的投资人的投资委员会,他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流程?
李万寿:实际上在投资PE在投资理念方面,大致上的程序都是差不多的,也是要通过投资委员会,要有一个时间。
实际上考量你投资决策的效率上,实际上是公司积累的经验,我们有一些项目也很快,就是一个星期或者是10天就做出来决策了。关键是你做出决策的核心人,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看得明白,如果看得明白会非常快。
那么刚才王总讲的项目,我们实际上我很赞同吴总讲的,做我们PE的,做投资的要敢于放弃。那么有一些关键点,可能就是潜在的风险。有的时候可能会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不要后悔。
主持人王冉:你们在互联网和新能源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李万寿:是的,但是我们在失败的教训里面学习,最近我们投了不少的互联网的项目,我们现在在进行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这都是对于VC和本土化的PE来讲,这都是一个学习的环节,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付出学费的。
主持人王冉:那么您跟台上的大佬,虽然是本土的PE,但是都是有国际投资人的背景,可以说是最好的优秀的国际投资人的背景,还有直接的国际投资人。那么跟他们相比,除了政府关系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吗?
李万寿:我觉得和在坐的PE和VC是一个竞合的关系。在很多的情况下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合作有两点,我们毕竟是一个新生的本土的机构,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适应需要向他们学习。那么站在对于企业的物理角度来讲,他们有多的资源,是我们投资企业必须具备的,我们在具体项目上面强调合作。但是投资来讲,我们的投资优势可能更本土化一点,我们可能渠道在本土的渠道,包括市场的渠道,还有其他服务的能力,这方面可能在本土化出现的疑难杂症,我们有更多的优势。
主持人王冉:王明夫王总回答我一个问题,只有您有相对独立的身份,因为你是相对其他的各位可能是一个旁观者。您觉得,我们说期待本土PE领袖,您觉得本土的PE领袖会出在哪里?是像TPG这样国际的公司,还是像鼎晖有国际背景的本土的PE,还是像李万寿这样的纯粹的本土的PE?
王明夫:我觉得应该是像弘毅和李万寿这样的,我觉得一定要有做仲裁的PE。比如说弘毅有联想这样的背景。
主持人王冉:那么正好问赵总一个问题,现在联想的背景对于做很多的项目非常非常有帮助,包括对于柳总的地位。那么有这么深厚产业的事,会不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赵令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说法是对的,但是这取决于一个统计数据,如果你细分任何一个领域,你发现成必然败,这个不是规律,就是有些成,有些败。我担心的是,如何把我们联想控股的背景能够使用到位,同时好的要用起来,不好的地方要克服掉,这是可以做的。因为,你要看这个机构发展,它的内在的动因和发展的规律,我们做的能力叫做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特别强调事想得透一点,做得实一些。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是成功的。我们刚刚从外地回来,做了几天的战略研讨会,预测今后我也觉得是可以成功的,而我在设计我们今后的关系里面,联想控股将继续是我们这个公司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我还是很有相信,这是一个强强的联合,但是要虽然变化而变化。
王明夫:但是本土的PE不可能是1、2家。
主持人王冉:但是也不可能是10家8家。
王明夫:实际上吴尚志老总讲的,外资的PE的势力非常强大,已经是一个力量了。我个人更倾向于看好有产业背景的PE。
主持人王冉:李总你怎么觉得?
李万寿:我觉得像我们这种PE的优势,是在发展里面也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但是它的制约、短板也在相关股东的重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PE的领袖,就是能够把本土化的优势和产业化的背景,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一定会成为领袖的。
赵令欢:加一点相关的供大家思考,我觉得本土PE的提法是我本身不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在刚才谈论背景的时候说,国际的、大的,首先PE是很国际化的企业,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工具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东西叫做“资本”,而资本的两个特性几乎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逐利性,资本是逐利而来,另外一个是流动性,它也逐利而去。所以,政府的责任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20年的成功是因为打造了很好的招商的环境。
在我的观点里面,如果所谓本土领袖,定义为山大王,这本身就有把创造领袖的机会给丧失了,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一个领袖级的PE公司,可能只能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主持人王冉:其实这个吴总也说过,吴总说中国的PE即使像现在鼎晖这样的,让你走出去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吴尚志:我觉得今天走出去这的事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行业肯定是20%赚80%的钱。但是看美国大的投资者,大概有10个人拿了2/3的钱,所以,有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钱没有进入视野的,最后是跟法规有关的,就是政府最后打算怎么弄这个行业,我觉得有不定的因素。
今天能够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得到了外面投资人的认可,得到了比较大的资金,才能吸引一流的团队,才能创造业绩逐渐提升品牌,所以这个事也是蛮重要的。
但是下一步,我觉得是要证明自己能够不断地给企业提供价值,比如说行业机构我们能够专注很快地理解企业家想干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企业带来价值。那么这个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在企业家的心目中形成品牌。
但是,还有一个事,就是要在中国的投资人中,形成信誉,有一个法规环境,支持我们跟中国的投资人,把长期的资金吸引过来。因为今天从一系列的法规情况看,只有外资也是瘸腿的,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有竞争力的。所以,可能这个题目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有了一定的优势要继续发挥,将来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危机感。
主持人王冉: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很多未来会冒出来的公司,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像渤海基金作为第一个批的人民币基金,其实已经投了好几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那么从人民币基金来看,您觉得将来像鼎晖这样的机构,如果国家允许发人民币基金的话,那么你怎么解决和海外的LP利益冲突的问题?
吴尚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可以在资产类型、投资方向上适当加以定义。那么我们鼎晖旗下创投PE,上市股票,可能明天是地产我们整个都是全的。这就是不同的团队,屁股决定脑袋,经济利益决定你给谁打工,所以这是一类的方法。
另一类,当如果法规各个方面逐渐走向对外资更宽松的话,最终应该是放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这个基金是一个基金,但是这个过程,根据现在来看,还是不太容易短期实现的,它不光是一个可软化的,还是对外资的投资环境。
所以,可能的办法是逐步清晰、有重点,团队上有所区分。作为一个总体的资源管理公司,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投资方向。外资信任行业不用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偏向性的,我觉得这个点要想成为一个在中国PE长期持有竞争力的话,我觉得投资人这一块是不能不过的。
主持人王冉:那么贝恩投资的李总,因为刚才说到了人民币基金,那么人民币基金一旦开始雨后春笋了,你们面临的竞争环境可能更加剧,因为很多的项目因为政策法规,只能留下人民币基金。那么作为纯粹的境外基金,你们在这个市场中,要想成为PE的领袖应该做什么?
李立明:我觉得吴总说得很对,PE的领袖你看美国、国外的行业的演变,不是只有1、2个基金,你看美国投10家的基金,很难说哪个是真正的领袖。所以,我觉得在坐这么多位,今天我们这些做的基金,有朝一日可能变成本土的基金。
那么关于人民币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感觉人民币基金或者是美国基金,如果用货币来分,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不大重要。它们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用货币来决定的。公司选择贝恩投资作为股东,是看到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价值,能够国际化这的东西,这不是说一个人民币基金或者是一个美金或者是一个澳元基金可以决定的。
竞争每天都有,我们不是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我们能够给公司带来什么。直到有一天公司理解,他们需要我们帮他们增值,他们需要我们帮他们带出去,看一下国外的经验,我觉得贝恩公司在中国还会很成功。
主持人王冉:今天上午大会的议题是繁荣时期的领导力,那么现在既然是繁荣时期,那么意味着各行各业都有价格虚高的成份在里面,那么对于PE您觉得是买进还是买出的时候?
李立明:这要看行业,比如说宏观来讲,你说A股是买还是卖,我告诉你这不是太好的买入的时机。但是,行业里面的确有机会,价格的高、中、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从宏观上来讲,价格是高的,但是PE的好处是我们不是短线的公司,我不是说今天就要把钱花掉,我们的基金有5年、10年的寿命,所以我们可以等。经济是有周期性的,它有上、有下。我觉得贝恩投资做了好几年,我们也是看这样的行业。我们现在在中国做一些,一位数字PE的也做过,没有人会想到今年或者是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确实找到了,但是这是不是找很多呢?几年前我和吴总做合作的时候,2、3倍的PE是正常的,但是现在7、8倍的也是正常的。
主持人王冉:那么吴总会尽快出手吗?
吴尚志:我觉得也不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公司,我们最近大概在过12月到18个月中,退出了一些,那么我们也是很后悔的。不是一点,是很多。
大概有几种观察,一种不是简单地价格,有一些公司它证明是中国整个的划时代的变化,我们原来投资优秀企业的时候,事实上大概1亿美元、2亿美元、3亿美元,我们觉得能够找到10亿美元的就不得了了。现在的公司都是上百亿的市值,而且跟中国的公司相比,他们的竞争优势和所占的地位,那么像招商银行(41.33,0.11,0.27%,股票吧)以后的潜力,我们发现不对了。我们想起巴菲特说过的话。那么投资的时候也不光是简单地PE,是一个投资的心态,你跟他谈的时候,他把你当使劲地要最后一分钱的。其实大家就是共同做一件事,使劲做一件事情,所以最后赚多赚少也无所谓。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反思,像和短期的二极市场挂钩的话,还是要以自律为重点,如果说是一个公司现金流为基础的一个作价方式的话,我觉得就不是很重要了。只要是一个好的公司,将来有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主持人王冉:谢谢,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想留出一点时间给台下的来宾提问。
汪潮涌: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本土的其他类型的投资人,他们可能不是以PE的事情存在,但是他们做的是PE的事情。比如说福星实业,他们这些人创造的价值,比美国最成功的PE在过去的10年创造的股本的价值还高。那么德隆没有垮的话,那么他的形式和产品的价值也是一个奇迹,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家族资本、民营资本在投资,这种人的实力不可忽视。
提问:今天有很多我很尊敬的企业,包括弘毅,马行长也是我们现在不光是个人理财也是企业的贷款行。我的问题是破题的问题,期待本土PE领袖是现在还没有产生,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原来由于去国外上市,接触了很多国外的PE,现在决定在国内以后,突然有很多国内的PE。PE的领袖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本土?是那些国外的基金只要有人民币基金就算本土,还是拿美元在国内投算本土吗?
王兟: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好像有一点说最大最好的那个意思。其实你看美国的投资心态,大概有几千家基金公司,实际上这个标准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公司就管1、2亿美金,但是回报非常高。有的公司管几百亿美金,回报可能不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高的,可是他每年都那么回报。如果是一个大的投资人每年给他几亿几亿美金让他管,每年可以预期地给你一定的回报也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标准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而且,今天来讲,比如说在我们在坐的几位里面,谁是潜在的PE领袖,这个问题太窄了。你如果是一个投资者,你就应该在坐每一个人的基金都放钱。
提问:PE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各位怎么进行人才储备?你们选择自己的人才有什么标准?我觉得这个是PE竞争的关键。
王兟:选择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市场会慢慢选择,关键是怎么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客观地做双向选择,现在这个市场是突然钱进来得很快,有很多管钱经验的人不多,但是钱还是进来了。所以,不去定价,IPO之后反过来打多少百分比定价的事都是中国创造的,我们还是比较浮躁。
我的想法是,这个事情要当成一个大事和长事做,在我们创造所谓的人才环境的时候三件事。
第一个,公司要成功。我这儿是做公司的,不是几个人挣钱。所以,公司一定要蒸蒸日上,平台不断地做大,这样资金来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半成品,需要不断地培训,他进来之后知道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
第二个,物质激励一定要到位。这个事不难,国际上有很多的统计。
第三个,一定要有氛围,你是一个做公司的氛围,还是是一个大侠或者是一个团队。我感觉国内的事比较复杂,团队还是比较重要的。
提问:我想问一下鼎晖的吴总,作为成长当中的企业,怎么样让自身的价值得到发现,你们会关注哪些要点?怎么样才能和你们合作起来?
吴尚志:你是说我们怎么发现企业,怎么样找到我们想做的企业?这个其实挺难的,挺宽的,我们投过的企业,我信在我们心目中,他的目标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这样才能够有潜力成为一个行业里面领先的,将来的价值和竞争力非常强的。
第一个,他必须有一个持续的竞争力,持续的竞争力很难判断,它是持续的创新还是经过了惨烈、激烈竞争后的生存者。持续的竞争力是市场增长性和企业的大小,还有企业家有没有这个心态和能力,把这个企业做成一个大的企业。当然,这个是很一般的规律。
提问:我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做会展的高端服务业,但是我在坐的每一位,刚才听各位谈,投的最多的是IT、通讯、生物等等,那么在坐的各位我想问一下,谁对高端服务行业比较感兴趣?在坐的行业代表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王兟:美国的基金戴维斯家族办的基金,专门投办展览的基金,你要找一家专门的基金,特别对于这个行业感兴趣,你在国内不是很容易。但是你在这个行业做得特别好,那么很多的基金都会对你感兴趣,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情况说清楚就可以。
提问:我问一下王明夫先生,我们公司是做环保的,我们公司在做PE的时候经过了很多年,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我们公司怎么做PE?
王明夫:这主要是一个翻译的工作,很多做企业的人,他不知道把自己的公司翻译成能跟资本直接对话的东西,导致了始终完不成沟通。那么完不成沟通很难让他认同,所以翻译工作非常重要。
提问:我是一家本土化的创投公司,我想知道即将上市的创业板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因为这个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周志雄:创业板其实是我们整个行业都期待要发生的一件事,是一直要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但是从我们海外的VC定位来讲,其实我们在目前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是我们怎么介入投这样的案子,其实目前还是处于比较敏感的阶段。
我们实际上在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个领域特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有特别强的能力,而且我们认为可能可上市的一个公司的尺寸会是什么样的尺寸。那么这样,他如果在纽约、纳斯达克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可以找什么样的二级市场,这都是有很强的经验的。
但是在国内,如果是针对国内的中小企业的板块的话,其实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碰到的竞争就是刚才王总提到的,包括潮涌说到的,这种投资人是一个很随机的投资人,我跟他没有法打。我就出这么多钱,我不要管理权,我对于你公司下面怎么干无所谓,只要让我进入就好了。这种人我们是没有法做的,目前国内A股市场上,目前还没有做到披露足够透明,而且机构能够足够看到这个企业他所应该披露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能够做出一个合适地判断,这个我认为,A股市场上的散户太多了,而且盲目性非常大。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中小企业的市场,能够跟A股市场一样,都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氛围,就是我们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是足够到位的,可以使得投资人,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根据你们的数字做出判断。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是差得非常远的。所以,今天看到会有30、40,甚至是50倍的市盈率。
而且,很多人今天进入这个市场,是为了那个市盈率,我相信大家是一种炒股的心态,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提问: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PE的市场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像联想这么伟大的公司,也只能用投资公司的形式存在,我觉得像我们准备做资产管理之后,我觉得还得批,那干脆就投资公司算了。那我不知道诸位前辈怎么看?
吴尚志:其实最近这个事还是有挺大的进展,第一个如果你跟信托公司合作,信托这个形式在上市的时候麻烦,但是信托这个形式很多人在做。有限合伙6月1日生效,当然你做创投的话,几部委的创投的文件也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从法律形式上是细节,发改委还在弄,把这些都理顺。最大的挑战是投资人的成熟,你要做很多的工作让投资人的接受这种。实际上我看是低风险、高回报,然后无流动性的产品,这是我需要的过程。
提问:大家好,我是香港凤凰卫视美洲台的朴慧正(音译),我想问一下李总和王总,协助优秀的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现在本土的优秀企业做到一定的极致,发展到海外走全球化的拓展,这确实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多的案例,就是到了海外投资未必很成功,这样的案例也有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现在到一些本土企业进行投资最大的障碍和瓶颈在哪里?一般挑选海外对象的时候通过何种方式决定的?还有对于国内的限外政策,现在在房地产,大家都看成是比较好的投资的取向,但是目前由于向外的政策,致使这方面会受一定的影响。
李立明:我们怎么样从困难往外走,我觉得困难还是挺多的。第一,最简单的是文化上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公司怎么样跟海外的公司,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沟通。比如说管理的文化,人事上的文化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中国的基金可以在海外做一个桥梁,大家也看到了TPG跟联想做的项目,这个桥梁是有一定的作用了,那么这么简单我们中国的公司就出去了就成功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在我的看法讲,PE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作为桥梁帮助企业,在财务、人事、管理和宏观的策略上做到一定的帮助。
那么我们怎么挑这个项目,跟我们一般挑项目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贝恩一般看三点。第一个是行业,本来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回报率和吸引力。那么公司在行业里面本身的竞争地位有多好,如果你是第一第二的,可能我们希望投的机会比较高一点,第三个是看管理层,这个团队的管理层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有一个长远的眼睛去管理这个公司。最后一点,把中国跟海外拼起来,看中国公司和海外公司目标的融合性有多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为中国公司带来什么,能够为海外公司带来什么,如果加在一起1+1大于2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
王兟:联想当年TPG一直在研究是不是收购IBM的业务,后来跟联想一拍即合,一个是从工业的角度,一个是从资本的角度。在做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困难,包括游说美国的政府和市场的接受,联想的总部在北京。那么从IBM的人做CEO换到把DELL的人请过来,后来TPG在幕后还是起了不少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和各种各样的管制还有公司的谈判。那么从效果来讲,我们作为一个金融投资者,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3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和GE的投资取得了3倍多,但是联想收购IBM被认为是风险极高的公司,有一个美国的公司不但出了钱,而且可这个方式,给公众的上市市场做了示范,有了信心。那么现在的TPG也是对于公司的治理,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还是做得蛮成功的。
提问:今年有一大批中国的公司进入美国的市场,那么请问他们的命运大概会怎么样?
主持人王冉:这个超出了他们的回答范围。
提问:你们都分享了很多的成功经验,那么能不能分享一下失败的时候。
主持人王冉:对,领袖也有失败的时候。
吴尚志:我想大概我们自己总结失败的案例,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团队刚刚组建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有几类的失败,有三类的失败。
第一类是对商业模式当时经验不足。比如说像系统集成这样的生意,本身它持续的竞争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对于这种投资以后,力气花了不少,最后结果虽然没死,但是基本上也没怎么活。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有一个事情上,这种调查的深度和个人的判断,特别是企业比较小的时候,出现了道德上的风险还是存在的。这个,我们曾经在早期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企业家在道德上还是有一些风险,这个是第二类的失败。
第三类的失败,我想可能跟99年的价格有关系,在那个疯狂的时候还是要冷静的。
周志雄:其实看统计,昨天在上海开会做了一个统计,基本上他们投了大概300个基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说,只有7%的人挣了90%的钱,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其余的失败的也不说了,基本上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成功率和回报都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的行业。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也确定了我们今天中国的PE和VC他们在做案子的时候,其实和99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于风险和判断跟美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的案子也是跟美国不一样。其实说这个话题,将来在中国产生的以中国为基地的PE的领袖,一定是在中国有独特的战略和决策权的才有可能成功。
主持人王冉:而这样的PE的领袖可能出现在我们台上的嘉宾当中,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台下的嘉宾当中。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很大未来的路还很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看到马行长在商业银行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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