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讲义]《民营企业家身陷"非法集资":从孙大午到唐万新》
<P><STRONG>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STRONG>王传辉<STRONG>教授</STRONG></P><P><STRONG></STRON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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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传辉</P>
<P><BR>2004年底，在缅甸逃亡数月的唐万新回国接受调查。2006年1月1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德隆案，检察院对其公诉的罪名之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唐所操纵的德隆系公司非法集资达450亿元，其中170多亿无法清偿，堪称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金融大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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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此时，笔者想起了两年以前的孙大午，他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因相同罪名获刑，但与唐万新受“千夫指”的境况不同，他虽是罪人却备受尊敬。将两人做一比较，不难发现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两种典型的生存现状。</P>
<P><BR>决不忏悔的孙大午</P>
<P><BR>孙大午，河北省徐水县人，退伍军人，从1989年开始养鸡养猪起家，10几年后发展出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午集团，资产过亿。2003年7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11月被判有罪。</P>
<P>与唐万新比起来，孙大午集的资可谓小巫见大巫，只有1000多万。然而该案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却丝毫不逊今日之唐万新案。有趣的是，当时虽然孙大午被判有罪，无论媒体还是学界，都是一边倒似的声援，诸多批评之声直对政府，却非法律上的罪人孙大午。而孙大午本人，也是拒不认错。在羁押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诗：“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即使已成罪人之身，媒体仍称其为“值得尊重的”、“感动中国”的企业家。</P>
<P>他为人仁义，做生意讲信用；他有社会责任感，扶贫济困，办教学，办医院；他生活简朴，洁身自律；他从不巴结政府，自食其力；他有社会正义感，为三农问题上书疾呼……凡此种种，凝聚出一个铮铮铁骨、侠义心肠的孙大午。</P>
<P>那这样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还要作出不法之事呢？实属被逼无奈。企业发展需要资金，然而在十几年里，孙大午屡屡贷款，屡屡碰壁。按道理说，这样一个优质企业应是银行积极发展的客户，但在金融资源垄断于几家银行手中的情况下，坚决不巴结政府、不给银行某些人好处的孙大午，要想得到银行贷款比登天还难。最后，孙大中与律师协商后，进行民间借贷筹资，正是这一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P>
<P><BR>低头认罪的唐万新</P>
<P><BR>目前唐万新案尚未审理完毕。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我们还不能说唐万新是罪犯，而只能称其为“犯罪嫌疑人”。然而，按捺不住的媒体早就开始对其进行铺天盖地的大批判，称其为疯狂的“赌徒”。连学者也纷纷发言，指责其恶行并质疑金融监管体制。审理时，唐万新对被指控的大部分事实予以承认，并表示“负罪感强烈”，“完全接受法院的判决”。</P>
<P>唐万新，1985年大学辍学，此后是跌宕起伏、胜负交替的7年个体经商生涯。1992年，他在西安炒作法人股，一年即获利数千万。同期，两家德隆系公司成立。1993年，德隆通过其参股的新疆金融租赁公司融资超过3亿元来搏杀股市，却时运不济，到1996年负债数亿。此时德隆故伎重演，通过控制金新信托非法融资数亿。虽然旧洞已补，但唐建立金融帝国的妄想仍在继续。德隆大举进军金融业，并通过其参股、控制的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非法集资。在2004年德隆崩溃之前的这些年里，德隆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非法集资和操纵股市。非法集资的目的是用来操纵股票炒作，但最终并未得逞，终以巨亏收场，储户也损失惨重。唐被指控的另一项罪名即“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P>
<P>在生活上，与孙大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是“吃饭消费，哪里贵去哪。”（据《财经》杂志）。在创业上，唐与孙都是白手起家，然而孙是兢兢业业做实事，唐则是一心一意要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疯狂地敛财与股市炒作。而在与政府交往上，唐深谙游戏规则并获得好处甚多。</P>
<P><BR>一样罪名、两种遭遇</P>
<P><BR>一个是踏踏实实办实业，既实现自己梦想，也为社会造福，却屡遭政府机关与金融机构欺压。一个是凭空建立巨大泡沫的金融帝国，所成就的是妄想，所危害的是社会，然而却在融资路途上一路绿灯。之所以遭遇不同，一个关键原因是：前一位坚决不肯为贷款屈尊送上“回扣”，后一位却长袖善舞，广撒“好处费”。</P>
<P>中国在转轨的过程中，是制度不完善的社会。而制度的不完善就为“潜规则”横行留下空间。金融资源垄断，企业融资就不是单纯凭借竞争实力和业绩，而是要想办法向垄断力量寻租。金融监管不完善，就为企业非法揽存集资和非法炒作股市留下可乘之机。企业寻租所到之处，某些政府机构甚至是不闻不问，乃至推波助澜。天生就低人一等的民营企业，在此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必然生出两种做法：一是在体制内服从潜规则并利用其不正当获利，二是在体制外向社会求助。唐和孙的案件是典型例证。</P>
<P><BR>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解析</P>
<P><BR>《刑法》规定该罪名是为了维护金融秩序。一般来说，公众存款业务应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其他个人和企业不可为之，否则容易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该罪行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两种行为。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该罪视情节严重最高可判10年。</P>
<P>孙大午其实在筹集资金之前已向律师咨询，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但仍脚陷雷区。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确有一定难度，甚至两者之间有模糊区域。一般来说，“公众”意味着不特定的对象并且人数较多，涉及金额因此相对巨大。因此企业在借贷时如果是向特定的人进行，人数不多，不具广泛性，则为合法民间借贷。即使如此，罪与非罪之间仍有灰色区域，比如孙大午的企业借款1000多万，借款人500多人，算不算得上具有“公众”性？而且，孙的企业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相比之下，借款数额完全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钱也是用于企业发展，因此很多学者对该案罪行的认定提出质疑。最终，孙大午虽获刑三年，却缓期四年执行，一个并非皆大欢喜却令人稍感安慰的结果。</P>
<P>或许有人说，孙大午干脆不借款，让借款人入股企业不就得了。提供资金的人并一定愿意做股东，借款是企业的债权人，按约定获得还本付息。但股东的钱一旦投入公司就不可任意抽回，要么通过转让兑现，要么只能等公司解散时清算，还要排在债权人之后。另一方面，股东会介入公司经营，这也不一定为孙大午所愿。另外，即使孙也愿意，投资人也愿意，法律上也有难处。公司形式有两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在50人以下，而股份有限公司虽无人数限制设立程序繁琐，甚至可能还要审批，不能象借款那样快速得到资金。</P>
<P>由此，仍回到制度的根本问题。要避免孙大午的悲剧和唐万新的闹剧的再度发生，完善金融制度，让民企拥有融资的公平待遇，扩展民间融资渠道，才是治本良药</P> 太感人了，心里有些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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