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直言】我们的经济是如何变差的？（深度好文，向作者致敬）
【恕我直言】我们的经济是如何变差的？（深度好文，向作者致敬）
和一个上海的朋友聊了会儿，知道了些有意思的事。
听说有一个技术工人，一年换了四五个工作，每份工作都申请了劳动仲裁，理由大多是不签劳动合同，索赔双倍工资。他找的都是20人以下的小厂，管理不严格，而且他自己说不用签合同，小老板们就没签。
然后干几个月就去仲裁，百发百中。
后来劳动部门觉得有点蹊跷，查了一下系统，发现这几年他一共申请了23次劳动仲裁。
这个工人月薪五六千，一年最多只能存3万；但23个仲裁每个都能得到1－2万的额外赔偿，这几年下来纯赚30多万应该不难。“这不比苦哈哈的拧螺丝强太多么？”这位朋友调侃。
最后东窗事发，是因为他再次仲裁时，企业恰巧找到了当时的监控：管理人员让他签合同，他说不用签。于是事情就简单了。
现在，听说这人上了劳动部门的警示名单，他的活动范围是宝山、嘉定、青浦的小微企业。
问题是，多少小微企业会在办公室无死角安装监控？而且保存时间足够长？万一方式不对，还会被员工告侵犯隐私。
法律是应该保护弱者，资本家有不少是黑心的。但是所有劳动者都是弱者吗？小微企业也都是“黑心”资本家吗？在这种案例中，法律是100%公正的吗？
我们这个小破单位，也遇到了类似的事。
一个李姓员工，研究生毕业，本来在车企做事，偶尔给我们供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离职，问我汽车自媒体前景如何？并表达了想换个方向看看做媒体是否可行。
我那时还热心于助人为乐、提携年轻人，就答应他来试试，如果合适就留下正式入职，不合适就当一次尝试。那时他还叫我“前辈”，恭恭敬敬。编辑部本来就不打卡，也没考勤，也有不少兼职同事，也不喜欢搞各种形式主义和区别对待，因为痛恨等级和歧视，所以兼职和全职同事的差别非常小。比如过节礼和团建，所有人都份；写出好稿件的奖励，也是统一标准；发酬劳时，人事统一叫“工资”；外地单身同事，公司可提供免费住宿；有兼职同事家里有重大红白喜事，我自己会发几千的随礼。
事实证明，这都是错误的。
那个李姓员工待了5个月，前期还能看到主动，但中后期文章出的少、自己报的选题完不成、车展见不到人影，最后连开会叫他来都不来，周五工作时间在别人家吃饺子，电话也不接不回。于是只好通知他结束。
然后人家就请了律师仲裁，张口就要8万赔偿。
结果肯定对我们不利。因为中间我们曾问他是否签合同，他不同意。可惜这个沟通没有书面证据，更没有监控证据。好死不死的是，他却主张让公司帮忙给他上五险一金，我们也同意了。但人家又提出，想自己交社保，所以公司不用代扣代缴，只需要把对应的钱加到薪酬里一起给他，他自己去劳动部门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我们也同意了。
其实，最后这个举动已经明显表明：对方不想入职，自我身份认同仍是自由职业者。但仲裁和二中院的判决都没采信。
简单说：人家充分享受了全职的待遇，又得到了兼职的自由，最后不顺心就告你违反劳动法。
仅就这种案例来说，劳动法是一部“恶法”。
但法律就是法律，法院只能按法条行事；估计法官心里也有数，所以最后虽然我们败诉，但二中院只核定了该李姓员工3.4万多的赔偿。
法律不可能是100%公正，也不可能维护所有真正弱者的利益。
所以经济不景气时，有司试图通过法律让揭露问题的（自）媒体闭嘴，最终想“保护”大公司的利益，让它们安心经营。正如经济景气时，试图通过过于严苛的法律让小微企业加倍重视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这些初心没什么错，但在刻意维护一方利益时，有没有考虑到「度」的问题？即另一方的基本利益与感受？
这样看下来，无论经济景气还是不景气，受伤的都是中间的小微企业。而小微企业虽然不是国家支柱，但也为社会就业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信心的晴雨表。
但现实就是，它们一方面背负着“资本家”的名义，却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承受了“弱势群体”的实质。这种双向背刺，让处于“毛细血管”的众多小微企业不堪重负，却无处申冤。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一关了之。
我们的做法是：不再招人。
汽车自媒体本来就是一个特殊行业，没有一个对口专业叫“汽车媒体”，所有新入行者都得重新学习：懂汽车的得学习专业写作，会写字得学习汽车知识。因此，新手入行半年内其实都是培训阶段，个人贡献远抵不上公司投入，这时简单的照搬劳动法非常不公平。可参见郭德纲的「德云社」，现在特别理解老郭的悲愤。
这事发生在2019年，疫情之前。
那时起，像我们这种小微企业已经开始有了寒意和去意。玩不起，还躲不起吗？
所以疫情只是一个看上去的意外，成了很多事的借口和箩筐，而很多事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判决书。
放到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有类似投射群体：中产阶级。向上有富裕阶层和权贵的压制，向下有最基层民众的痛恨。最后经济不景气时，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中年失业、房货断供、子女上学、父母养老、意外疾病、投资失败、股票套牢－－而被迅速甩向社会的边缘。从看上去的光鲜亮丽，一下变成最底层－－我很久前就说过：我们都是底层。
2008年我们是如何度过危机的？
表面上看是「信心」，但信心基于什么？基于1965年和1987年两次婴儿潮的人口叠加造就消费与制造顶峰、千人汽车拥有量只有15、多数中产和普通人都还没有独立住房、外资发现了全球不景气而这边风景独好，这些经济本质和外界利好是信心的钢筋水泥；同时08奥运、汶川地震则从一正一反增添了民族凝聚力，是信心大厦的内饰与外立面。
如今呢？我不知道。
大的不说，只说小的：看到了太多人被起诉、被禁言、被封杀，有的是应该，有的明显矫枉过正了。这样真的会让大资本家们更有信心吗？它们的信心难道不也是靠一个个普通老百姓的购买来实现的吗？可是高压状态下，如何让普通人做到一边人心惶惶一边慷慨解囊？
所有信心的最根本基石，永远来自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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