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导师讲义】《金融危机时刻企业如何看待经济大势的转变》北京大学MBA导师
【MBA导师讲义】《金融危机时刻企业如何看待经济大势的转变》北京大学MBA导师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的对策”专题论坛
主持人：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专题论坛，我们今天论坛的题目就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的对策。今年可以说世界经济出现了从上年度开始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我们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相信很多企业家现在都在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北大国际MBA和世纪管理名家大讲堂联合举办这个论坛，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企业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教授讲话。
主题：如何看待经济大势的转变
主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其仁教授
各位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讨论经济形势，我们北大已经毕业的同学有机会再重逢，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只不过形势不太好，我们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作为经济的教授、研究者，在这样变化的大局面前知道的也很有限，我上午开个场，把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至于企业到底怎么应对，我们下午有马浩教授和杨壮教授，和在座各位讨论。
我准备的题目是这么一些。第一介绍一下风云变幻的世界，好多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选一个角度给大家做介绍。然后讨论200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这个变化不单单是07年、08年突如其来转向，他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所以我们从04年以来，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的变化作一个回答。然后我们讨论目前的困难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当前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个很小的变化，是一个蛮大的变化，次贷危机，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一般过去的判断认为这个东西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较小，它是金融领域，是金融当中的一个产品发生了问题，是一个非常微弱、非常狭小的市场出现了问题。随着时间的展开，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他不但影响到美国的金融，不单单是次贷，影响到美国的金融，而且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会影响到全球的实体经济，当然现在的思潮起伏，正在抬头的思潮，包括媒体的标题，都提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靠政府，都能用大把的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市场，这个故事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以及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到底这个方向还要怎么走，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想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世界经济也好，在选择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些起伏，中国的传统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是说重大的思潮经常会变换，我们简单的看一看中央计划体制，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在4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是苏联，因为反法西斯不光靠红军的勇敢，还要有经济基础，每天多少火炮、坦克、子弹上前线，这是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提供的。但是，在应付千百万人日常生活，多样的生活消费方面苏联模式看来是失败的。所以需要改变，世界潮流开始改变。而在西方国家，一个里根，一个撒切尔，开始对政府调控这种体制进行反思，在西方市场经济下扩大改革，里根和撒切尔改革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体上同时，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走，摸着石头走，摸到一块石头往前走一步，但是整个方向是缩小中央计划，缩小政府的干预，扩大市场的作用，扩大企业的作用，扩大企业家的作用。这个趋势很清楚。然后中国的改革就带来了东方、西方整个全球的格局的变化。到1991年，拒不改革和长期拖延改革的苏联坚持不下去了，所以1991年前苏联联盟以垮台而结束。苏联倒台以后变成一个非常激进，500天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的风向一下卷到了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当中还有一个次生的品种，就是原来东亚模式，像日本通产省，他也是以市场为基础，但是国家显然在东亚的经济当中起了更积极的作用，有一段被看作是优于欧美发展，因为日本从60年代以后，60年代中期开始发力，有一个超高速增长的过程，很快从战后差不多废墟的国土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刺激了英美的改革，但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这种国家较多干预，所谓精英控制市场，较多的政策干预这种模式也遇到了麻烦。这个在思想理论上又引起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加强了所谓西方的资本主义，就是英美式资本主义。这个潮流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你看世界舆论、理论界，对所谓东方，对亚洲模式，对裙带式资本主义有很多批评，有很多批判，那么这个潮流就开始越来越摆向英美，当中美国不可一世，如日中天，美国经济在新世纪前后如日中天，很有讽刺性，一共就那么几年，1998年、2000年到现在就是七八年的时间，美国一方面几乎是独强、独霸，全球就这么一个潮流，他的GDP10万亿元，日本5万亿，欧洲5万亿，美国是遥遥领先，恰恰是这样一个遥遥领先的国家打了一场伊拉克战争，然后国内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最后就酿成了在他的心脏部位发生了次贷，然后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杠杆是伸的非常远的，这一下思潮潮流又开始摆，又开始变动，美国最后国会吵来吵去，通过七千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救华尔街，救市。担心这个金融恐惧导致市场彻底的崩盘，即便如此，7000亿方案通过以后，美国市场还是没有消停下来，还是没有信心，投资还是在跑，道琼斯指数还是在跌，什么时候收口，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候，确实对自己的国家，不光是我们经济体制，整个国家的路线，当然要有一个重新的思想，重新的定位。像这种时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现在的想法和做的决定，不单单是影响我们企业的经营，会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世界的格局会有重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共同要来回顾的一个全球的大的背景。到底未来会怎么走，会有很多看法。
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角度，市场失败了，华尔街太贪婪，太胡来，金融资本主义为他贪婪的本性驱动，所以酿成了大祸，所以马克思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重新开始有了影响，德国《资本论》的销售量急剧上升，很多舆论、媒体、学者开始再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个理论理解当前发生的全球的变化，这个当然是很正常的，因为马克思的影响力一直就很大，他原来一些预言，在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候就不被人注意，当资本主义危机，像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当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其他的角度，因为这个现状非常复杂，马克思毕竟是一百多年以前的理论家，当时创下的理论对解释当代的这些复杂的变化，可能要加很多新的因素才行。我这里向各位推荐，也是我自己认识世界，认识当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美国经济学家尼尔根弗雷德曼认识世界为主的一种方法，有一本代表作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已经有了中译本，题目就叫做“货币的祸害”，他那个角度和那个什么“主义”是没有关系的，他叫社会主义也好，叫资本主义也好，你是独裁国家也好，你是民主国家也好，你是酋长领导也好，你是总统领导也好，尼尔根弗雷德曼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用几十年的时间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导致世界、导致经济、导致市场出现重大不稳定，重大变动，不是别的原因，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货币。
我想在座各位一般都会认为我们是懂货币的，不过我最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我们都懂钱，但是不一定懂货币，我们每个人有多少钱，除了很糊涂的人之外，一般是知道的。企业，复杂一点，财务、现金流，但是只要有一定的专业人员，他应该也是知道的。一个地方财政收入多少，开支多少，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多少，开支多少，这个不容易懂，我有一篇文章还没有开发，叫“懂钱容易，懂货币更难”。货币和钱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因为货币是这个社会当中总的流通的钱，这个钱我们一般没有直观的感觉，我们知道自己的钱，知道贸易对手的钱，知道上游、下游的钱，但是我们说，比方说像中国经济，或者说全球经济，现在总的money到底有多少呢，或者说总的流通当中在转的钱有多少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尼尔根弗雷德曼恰恰认为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难以感觉到和难以观察到的货币的力量，它就是对很多经济的变动起了基础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补一点关于货币的基础知识，我们今天所讲的货币，至少在今天大多数文明国家，都是政府控制发行的货币，这个货币表现形式是纸币，或者由纸币变化出来的其他形式，银行的存折，甚至电子货币，但它本质上是由政府来放发的一种流通的工具，政府怎么可以放发货币呢？因为政府原来是掌握着国家信用，人类历史，你去看，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很容易相信这个纸币，如果我们追溯货币的历史，发现早年的货币并不是纸币，并不是政府印钞印出来供大家流通交换用的，人类在很长的历史上，用的是贵金属货币，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离开了贵金属时代，离开了贵金属做货币的时代，经济就出现了新的特征，这就是“货币的祸害”，弗雷德曼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大量的历史知识，货币的知识，交代给我们。中国人都懂，我们多少年都是用白银做交易手段，白银是贵金属，它的储藏、分布、开采，直到今天都受技术手段的影响，不可能在年度之间发生较大的增量，这也是为什么人类选择贵金属做货币的原因，换句话说，贵金属做货币他不容易发毛，因为你除非有突然重大的发现，采到了大量的新的金矿或者银矿，贵金属做货币没有办法突然增加很多，他跟传统时代经济增长之间有蛮不错的匹配，经济增长也不快，需要流通的货币也不多，金银的增长也很慢，他是这么一个过程。金银做货币，中国人是银子做货币，小的交易就拿铜钱、铜板做交换，这是中国多少年来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就是贵金属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很稳定，很可靠，在贵金属时代从来没有听说有高速的通货膨胀，一般说来也不会出现大事儿，因为弗雷德曼关注的这个变量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突然增加很多，突然减少很多，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贵金属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移到另一个国家去，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发生变化，贵金属大量流出国家，就会进入通缩状态，经济萧条，甚至出现民不聊生。反过来，大量的贵金属移入的国家，他的通货就守不住原来的位置，他的物质价格就要涨，比如西班牙入侵拉美，发现新大陆，南美洲有很多贵金属，一船一船拉回西班牙，然后南美的经济就进入萧条，西班牙人很高兴，一船一船黄金拉回来，当时认为黄金就是财富，没有想到从此之后，西班牙和欧洲差不多一百年，货币总水平急剧上涨，通胀水平有记载一百年翻了三番，这是个别情况。通常情况，如果没有重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贵金属时代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时代，贵金属作为货币有很多缺点，它很沉重，像过去的商人背一个钱袋，当啷响，它很重，同时很容易成为目标，很容易成为让人下手的对象，这是不好的。所以在贵金属时代开始有一个创新，中国人也参与其中，就是以贵金属为基础，开一张银票，这张银票代表贵金属，不用带一万两银子在身上，这张纸很容易放，不会响，很容易携带，很容易隐藏，你走遍天下到我的银号都可以兑现，这是山西人历史上票号和钱庄的历史。用一张符号，用一张证书代表贵金属，这是人类交易历史上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里头就开始潜伏一个危机，就是你开出了银票和存储的银子之间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就是银子做水，因为很多银票做了以后不马上提现，他不用，只要不用，多开一些银票也无妨，所以在票号竞争的时代，好的优质的票号的银票是值钱的，也有一些滥票号，存一万块两，开一万五千两银票出来，加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后来，当这种银票开始变成国家垄断的权益，不准各家票号发钞，只有国家指定的权威机构，央行才能发钞，到了这个时代，现在全球都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第一阶段是国家发的钞票也是以贵金属为本位的，财政部有很多金银财宝才可以发这个票子，我这个票子代表了金银财宝，代表了储存的数字。就好象私人可能在里头搞名堂一样，国家也可能在货币问题上搞名堂，因为国家有巨大的财政需要，他总想多花钱，就像我们在座各位一样，总觉得钱不够用，控制着印钱的工具，就可能使他法定的货币脱离可兑换的贵金属的基础，这个事件在货币历史上屡屡发生，很多国家控制了货币，他控制货币是说我已经是本位了，所以发出的票子是可靠的，但是国家控制了货币的印刷权，他经常或者很普遍的会脱离那个贵金属的本位，变成一种完全法定的不可兑换的货币。印钞票就是拿政府的信用做担保，发多了，政府的信用要受损失，滥发，政府最后一定要倒台。然后发出来的票子跟贵金属已经没有关系。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的蒋委员长就干过这个事情，他发的金元券完全跟金子没有关系，他为了打共产党，统一中国，武力取天下，税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能很好的收税，又想招兵，又想搞军火，怎么办呢？印钱。所以蒋委员长当年在大陆失败了，当然军事战略的失败是一方面，毛主席功夫比他要高强一点，他在国统区的失败就是发票子，所谓人心尽失就是滥发票子的一个必然结果。国民党时代最糟糕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可以升50%，大家想想看那个生活是没有办法好，民不聊生。我们北大后边有一排老房子有一位专家叫季羡林，国宝级的专家，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去探望他，有一年过春节，毅夫要去看他，我就跟着毅夫一块去看他，就聊，老先生的话很重要，他说当年他当学生的时候，日子很好过，七块大洋，生活不错，还有人力车可以坐。等他毕业当了教授就越来越差，因为货币越来越不值钱，到了40年代末期，简直就没法过，当时大学教授名义收入挺高的，好几百块大洋，领了钱第一件事就是要跑步去买米，为什么要跑步呢？因为跑慢了价格涨的快，这是教授记载的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为什么物价涨的快？有各种原因，根本原因就是货币发的太多，这个道理在座各位，我想一句话就懂，如果这个社会商品服务量给定，你票子印的越多，商品服务的总价格怎么样？一定是这样，这个很简单。但是由于流通的复杂过程，谁也不知道社会的总货币量是多少，所以开始政府如果多印钞票的时候，是不容易察觉的，经济学有一个术语把它叫做隐蔽的通货膨胀税，就是所有挣的钱、工资、利润，你辛辛苦苦赚的钱，突然这个钱就不值钱了，谁拿走了？就是政府多印了钞票，印了钞票就给国防部，就可以招兵，不要税收的，老百姓不高兴了，你多收税，通货膨胀开始的时候好象是无痛苦的，所以很多国家会走入这条路。德国近代历史上发生过骇人听闻的，1920年、1921年、1922年，一张报纸从1个马克，一年以后会变成什么2200块，你都难以相信德国的膨胀，就是多印钱，弗雷德曼说的很清楚，通货膨胀就是印刷机的问题，德国那场恶性的通胀最后酝酿了希特勒的崛起，民不聊生，大众不满意，希特勒蛊惑人心，提出国家社会主义，没收富人，没收犹太人，往外冲，参与全球的市场分割，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如果没有那场高速的、畸形的、恶性的通胀，希特勒上台没有那个经济条件。近代历史上这种故事太多了，发展中国家更容易犯这个错误，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我还不知道我上台坐几年，一上手就先印钱，由于财政的压力，经常变成不稳定的因素。货币从贵金属货币变成纸币，变成法定的不可兑换货币，它是一个进步，因为交易容易了，不需要当啷的背那个钱了，但是它也蕴含着现代经济的巨大的危险，就是经济可能开始变得不稳定，而且很难察觉，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察觉，等到通货膨胀一起来，又很容易找到各种理由去有意无意因该通货膨胀的真正的根源，都说商人太坏，谈到太贪婪，把东西卖的这么贵，商人任何时候都想把东西卖贵，问题是什么时候他能如愿以偿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他卖不贵呢？货币在起作用。所以尼尔根弗雷德曼这本书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就是通过货币这个变量去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的经济。1980年中国邀请弗雷德曼访华，1988年第二次访华，1993年第三次，但是前年去世，三次访华很有意思，都是中国通货膨胀抬头的时候，1980年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一部分，一部分开始改革，1988年是为了改革当中协调城乡关系，我一会儿要讲，超发的货币。第三次是1993年，邓小平南巡，激活了中国经济，同时货币发行超量，中国三次都是高通胀的时候把弗雷德曼请来，他当年在上海的演讲记录还可以查出来，他讲来讲去一个意思，你叫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你叫总统，他叫酋长，没有关系，只要货币不能够稳定，经济是不能稳定的，这是他基本的结论。所以他得诺贝尔奖的依据很简单，就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不是别的现象，他就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个理论福利德慢从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美国进入了滞胀，一方面经济萧条，一方面又多发钞票，多发钞票，实质经济起不来，物价总水平越来越高，原来通行天下的宏观调控，一看不行了发点钱，一看过热，收收钱，这个游戏玩儿不下去了，弗雷德曼就那个背景下孜孜不倦的研究着货币对人类历史和经济的影响，他的题目叫“货币的祸害”，货币是人类不能够离开的一个交易的媒介，可是这个媒介目前看，无论东方、西方，因为他是政府垄断，因为他是独家控制，因为他脱离了金本位，所以他有很大的可能出现问题，他一定要酿成了大祸，引起了教训，然后才会有谨慎的货币政策，才会在货币这个变量上，人们痛定思痛会走上一个谨慎的处理货币问题的这条路。这是我简单介绍的这么一个学术背景。
下边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现实的经济，看一看现实的世界和中国，当前今年遇到的这场大的变动，这个变动余波还早着呢，我们来看看它的由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宏观控制的重要的国家，原来美国绿票子都说是美国政府承诺给人们兑换，这就是一个纯粹信用的货币，你相信美国政府，相信他未来的税收能力，就可以把美元换成别的货币，这是美国对内的流派。对外，美元为什么成为通行全球的货币呢，开始是英镑，英镑守不住了，它守不住的原因也是滥发货币，导致英镑守不住当时的世界货币，美元怎么取而替代呢？1945年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一个森林别墅召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定下的体制就是美国政府庄重的承诺，世界各国央行持有美元，任何时候，美国财政部都给你兑换，36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以36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坚守这个承诺。是在这个前提下美元才替代了英镑，变成全球流通货币，加上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强大，所以美元就开始变成流钞，但是美国并没有严守他庄重的承诺，36美元换一盎司黄金，随着美元越发越多，美国没有这么多的黄金了，这个是1971年破了，美国算来算去全球的美元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政府储备的黄金，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就是美元再来兑换，对不起了，不能兑换，所以固定汇率时代正式结束，各国就进入了一个变动，但是美国已经主导了世界经济，一下子找不到钱来替代，1971年的美国就可以印钱，全世界用，这个地位早就确定，到底印多少，取决于他的联储，取决于他的央行，取决于他的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的结果。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这组数据。
你可以说随着苏联的倒台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胜利，可是这个胜利也让美国在处理货币问题上不谨慎的那个潮流开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首先我们来看1990年，美国联储的基准利率，就是各个商业银行利率的基础，从8%逐年的下降，降到目前已经不到2%，最近这个局面看来它还要降息，他很快会重新逼近1%，因为前几年，2000年前后，他就是差不多降成1%。所以德林斯潘它的历史地位也要受质疑，连任四届主席，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说他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连续降27次利率，计算机千年虫，不得了，恐慌，发钱，IT的泡沫破灭，怎么挽救，多发钱，然后恐怖主义，“9.11”袭击了美国，为了战胜美国人民的恐惧，怎么办？发钱，然后就是打仗，多发钱，国内经济衰退，多发钱，它的次贷危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没有联邦基础利率的下降，次贷利率怎么可以这么低，放款条件怎么可以放的这么松呢，所以从货币的角度看问题，一目了然的。总的祸根是这个东西。总的祸根是货币发的太多，利率太低，然后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国债的利息，从6%降到4%以内，贸易赤字上升，美国越来越进口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产品来供他消费，其中就包括中国，大量的中国产品进美国，我们造成了顺差，他就是逆差，逆差拿什么钱来付呢？现在看来不是拿美国人民的储蓄在付，也不是拿美国人民生产提高的那部分创造的财富来付，很大程度是靠货币来付，而这个货币是美国主导的。你看美国的储蓄率几乎等于零，居民储蓄率几乎等于零，很多家庭超前消费，信用卡，就是向未来借钱，美国现在是家庭借钱、政府借钱、公司借钱，全部是高负债，债务等于GDP的350%，美国是11万亿美元的GDP，他的总债务，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总的发行的债务350%，其中国外的债权人拥有的债权占了这些债务的60%以上，国外的债权人里头有个大个子，就是中国，就是我们在买。国债等于GDP的60%，就是他政府的债务等于GDP的60%，财政赤字原来就有5000亿、6000亿、7000亿，现在再加7000亿要去救市，很快会上升超过一万亿美元。然后就是次贷，在低利率环境下，加上美国政府为了扩大政治基础，因为你让很多买不起房的人买房，这对美国政治是有好处的，大家会拥护现行体制，拥有房产的人会增加，所以联邦就用国家的信用，很多人说市场失败，这是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所在，他是政府为了政治上的意图，要做好事，然后政府来担保两房机构，你想想，快要破产的两房机构是干吗的，就是由联邦政府担保，这两房机构听起来像商业机构，其实是政府机构，间接的政府机构，这两个机构向商业银行借钱，然后再把钱以低利率借给那些还款条件不那么符合的低收入人群，零首付、低利息，承诺你多少年不变，要不要买房？次贷、次贷，就是这么开始的。我们现在目前注意到次贷，商业银行把贷款一发，因为他是有美国政府担保的两房机构做担保，商业银行就开始卖次贷，发放次贷，再把次贷打包，变成衍生产品，卖给全球的其他金融机构，这个流就开始出去了。美国1998年到2006年，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全美平均价格每年递增8%，我们中国人会说这个数不算啥，因为我们见过更高的，所以我们同样会见到更低的东西出来，因为他不是实质生产率的增长，他是一些其他货币游戏的表现，当然出发点很好。所以有人说好的出发点会把一个国家害的扎扎实实的害一把，美国自有住房人口的比例就在2000年前后大幅上涨，差不多50年代50%几，变成号称60%几，涨十个百分点，这个政治意义是巨大的，但是蕴含着金融市场上的威胁，然后就是所谓金融创新，你看它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等于GDP的35%，衍生产品，华尔街好多金融天才，金融工程的天才，数学家，数学的PHD，一道接着一道套，套到最后你不认识，套到最后就是借了钱不还，衍生产品就是不还，你搞不清他还不还，离开了资本主义当年繁荣起来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债权要像铁一样，你看英国怎么起来的，你如果都可以借钱不还，那还用你创新吗？我们这里有的是办法，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倾向，你如果没有一套金融激励约束人心当中的这个东西，不可能持久发展的。美国是在走到顶点的时候发展了这么一个东西，35倍啊，等于11万亿美元GDP的35倍。
这些东西刺激了全球的繁荣，也刺激了美国金融的繁荣，但是另外一面，埋下了很高的风险，这个东西就是随机因素，这些随机因素一碰，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发作，你看起来他是次贷，谈到他互相是连着，次贷连着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连着高杠杆的金融机构，然后他通到了全球，所以次贷开始出现第一家破产的是德国银行，然后是英国黑石不行了，英国一家金融机构不行了，美国出问题，全球出问题，然后就是两房，然后中国开始紧张，清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是后话了。但是我们想交代给各位的是从货币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超发票子必有后果，而超发票子的权是政府手里的权，不要慌慌张张说是市场失败。市场里面有一个干预的东西就是money，现在世界上唯一保留的就是香港，有若干家发钞行，因为他是全额储备制，他是兑美元整个挂在一起的，7.8块港币换一个美元，不变，他严格的说香港没有央行，香港就是一个货币局子，你如果储存了1亿美元就可以换7.8亿港币，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控制着发钞权，而香港，你看它好象储备是全额储备，每流行一块港币之后一定有一个比例的美元在那等着，可是很不幸，美元不是黄金，他曾经被看作是黄金一样，可是他越来越不是黄金了，所以香港的形势一定要跟着美国经济风雨漂泊。
当然，从货币角度看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讲到底，就是这个变量出的问题，当然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它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出这个问题，这方面大家还要很好的看美国经济专家的分析，我的知识有限，我目前看到的我认为能说服我自己的，就是美国这组财政金融的数字，这么连续的降息，大量的发钞，流动性泛滥，他一定有结果的，他一定会酿成一个大起大落，这个话，你们去读《货币的祸害》，早就讲清楚了，你只要做，这就是对你这么做一定有这个后果的，管你是谁，你以为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违背了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准则，谨慎的货币政策，然后铁一样的债权，你要没这个东西怎么会有繁荣？谁还会好好把钱存下来给美国用，因为你拿去就不还了。这个经济怎么会有持久的增长呢？英国当年起来，美国当年起来都不是靠这个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观察经济问题，财经金融问题的一个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之上怎么进一步分析，我们会请另外的专家来谈。
我下面谈谈中国。中国也是无端端的好象天上来了一个通货膨胀，我们前不久，几年之前，2002年左右，中国还是通缩，“通缩”这个词是1997年以后出现的，1997年出现是因为朱镕基当年受邓小平的委托，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一下就冲到天上去了，固定资产投资，1993年比1992年涨了60%以上，物价指数，1993年物价指数，大家记得，24%CPI，所以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这个战略无疑是对的，但是货币问题上，当年因为憋了好几年，朱镕基亲自接任央行行长，1993年我正好在美国读书，到海南参加改革的一次会议，中央专员到海南去的那一次，就是在那个会议的会议前，到达海南的时候发了16条，1993年的宏观调控，朱镕基是有一点魄力的，整个货币供应量一下就压下来，很多项目停掉，银行不执行他这个政策的话，地方行长抓了多少个，滥发票子，报备中央放款，不行，当年北京、上海的楼盘跌掉一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往下扎啊，拿今天的情况来讲，今天好很多，当时的楼价去掉一半，六年、七年都回不来。但是这一扎，好处就是把CPI从24%降到了4%、3%，但是这个抽有点抽过头了，所以发生了通缩，最早说通缩就是我们CCI的教授，后来是易纲，说中国出现了通缩的迹象。朱镕基反应非常快的，1997年到内蒙古和山西出差路上，朱镕基说我看中国出现了通缩，发现通缩以后，采取逆向调节，现在来看这个反应速度确实是蛮快的，马上决定发国债，几万亿国债后来连续几年发出去了，国债一发出去，就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就出去了，中国的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电站，包括大学扩招，北大盖那么多楼，都是国债项目，大学什么时候能借到银行的钱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是一条。
第二条，提出保八，最近中央的政策也叫“保经济增长”，当年很快，开始是压，压了发现不对，赶快保，用国债项目保，第二个先把人民币大量贬掉，然后中国就走上了高度依赖出口这条路，这跟当时采取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在这个政策底下，中国的通缩慢慢回来也花了五六年时间，到了2002年、2003年，以后的物价指数，大概2004年往上起来到了4%，然后很快采取措施又下去了，到了2007年1、2月份，去年的年初，中国的CPI还是好低的，怎么到了5、6月份就开始起来，开始我们讲的很严重，我们说超过4，周小川代表央行讲话，说CPI要是超过4，就要下手，要压通胀，可是过了4，过了5，过了6，过了7，最高点达到8.7%，这是08年的3月份。8.7%在中国现在听这个数不高，因为历史上有过19，有过24，可能8.7是物价控制下来到8.7，我们很多物价没有放开，美国的油价到140美元的时候，美国的加油站，我正好7月份在美国开会，93号油卖到4块八毛几一个加仑，我们的油价还是不动的，发改委定价，很多物价没有放开，放开一测8.7%，猪肉涨了50%几，然后PPI，企业的成本、投入呼呼的涨。这个事情一来，开始真的是有点反应不过来，经济跟人是一样的，有惯性的，当你被某种惯性支配的时候，调整是很难的。你还觉得通缩，你还觉得物价不会涨呢，觉得鸡蛋永远那个价钱，呼呼的就起来了。这个起来在认识上就有一个滞后，因为不愿意面对这就是一轮通胀。当然我们有很多厉害的人，说这叫结构性上涨，因为有的涨，也的还落呢，比如公共汽车，北京市政府做好事，把钱降下来了，他叫结构性物价上涨，有升有降，问题就出在那几个少数升的较快的东西。总理亲自去抓生猪问题，研究怎么补贴，怎么缓回来，很多农户的生产方式改变，进城打工，集中饲养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去解决猪的问题。猪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发现价格在漫游，这个按住了，那个起来了，最后就发现不单单是结构性上涨，而是说成本推动。这是农业部的反映，都是CPI里头农产品最严重，农产品涨价，农产品对CPI贡献了百分之几十，我在中国待了几十年，这种话每次听到的都是这样，80年代涨起来就说是农产品不对，为什么？因为中国CPI里头的结构，农产品的比重就是很高，你单独从CPI的角度看，农产品当然对CPI起了推动的作用，但是农业部部长很委屈，我连续四年丰收，凭什么说是农产品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农业部的评价问题，不是小事，后来查化肥涨了多少，生产资料涨了多少，农民用工涨了多少，不是我的问题，是成本把我推上来的，再查化肥为什么涨，做化肥的成本涨了，就是油，对不对，好，再查油，下边一个概念就来了，输入的，中国是有一半进口，查到国际上，国际油价为什么从30美元涨到140美元，国际上就赖你中国，谁让你中国一大部分人都开汽车了，你们过去骑自行车不是很好吗，你们几十亿人都要用油，所以油价涨了，这样追究下去就变成各个国家互相谦虚的过程，大家都说不是我，我是好的，是成本把我顶的，我没办法，有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碰到公众舆论摇头都来不及，成本能把价格顶起来，在什么条件下？在任何条件下，成本都能把价格顶起来吗？最近怎么顶不起来了？要成本能把价格顶起来，那还要什么企业家，谁都可以做，不就顺水走吗，进来一块加一块，两块卖，再加一块，三块卖，都是这个游戏还用搞什么商学院，毫无疑义，往上加水就行了，哪有这个事情？成本要普遍的把物价顶下来就是要有购买力条件，把口袋里的钱锁定，咱们做成本推动的游戏，你推推看，你要把卖的价钱推上去，水的价钱就下来，他只能导致个别商品价格上涨，不能导致普遍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只有一个情况下，就是货币，货币带来了总的购买力在上涨，这个时候才能把成本往上顶。非典的时候，广东的醋，两个礼拜涨70倍，把别的价格顶上去了吗？你顶顶看，顶不上去，当一个商品的价格顶了另外一个商品，连锁发现的时候，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个别生产出了问题，他是货币出问题了，因为社会总需求是有货币表达的需要。所以讲到底，07年这拨超过5，到了8.7%，在普遍的物价管制情况下达到了8.7%，他不是个别商品，他虽然看起来是个别商品，可是你按住了他，别的又往上冒，他是流动性货币，这里我写了一个小的数据给大家看，2007年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广义货币就是流通的现金，短期存款、长期存款、储蓄加到一起这个货币总量，广义货币的存量在2007年年底达到40.3万亿，等于年度GDP，我们是不到25万亿的164%，这个你去查，广义货币存量和当年年度GDP流量之间的比例，中国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这个货币，你不要看现在价格都掉了，这个存量还在，他换一个形态而已。所以我们先解释2007年为什么这个物价总指数会冲上来，原因就是我们的货币有问题。这张图是校正了流行的看法，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我们要问什么东西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呢？我们不是要替农业部长挽回什么，我们是讲道理，CPI抬头在后，食品价格上涨在后，多数分析CPI的人是仅仅从消费者物价这个范围内看问题，在这个范围内确实食品涨的最快，食品价格涨的快带动了CPI的上涨，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座各位都是搞经济的，经济是连成一起的，生活用品经常要用消费资料来生产，你光看食品就没有问生产食品的那些生产资料价格是什么情况，我们查了一下，发现总是农村的通胀指数高于城市，所以很多人说农产品价格上涨，涨吧，农民可以多收入，胡说，因为农民买到的东西就更贵，通货膨胀一定是更严厉的打击低收入人口，因为他分散，他没有叫价能力，就是有市场权力的集团他集中，你越分散，越没有还价权。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广义货币增量抬头带动了食品价格的上升。
我们再来看广义货币和CPI的关系，刚才讲的是食品价格。蓝线是中国广义货币的变动，年对年的变动，下边就是CPI的变动，你看有一个小的波幅，大的趋势是一样的。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2007年年末以后抬头的CPI就是通胀指数，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货币有问题。现在我就要问，为什么中国的货币也发多了呢？我刚才简略的提到货币超发的传统有一个通行的机制，就是控制货币发钞权的政府有财政性的需要，无论他想摆排场，还是想进行战争，或者想扩大建设，无论你想什么，你只要有这个需求，你就容易超发货币。中国过去有一个词叫中国货币的票子的超经济发行，大家去读那个时代，陈云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理财高手，他老讲这个东西，超经济发行。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的执政党，他对通货膨胀是因为有了前朝的教训，是一直蛮警惕的。因为国民党就输在高通胀上，恶性通胀，人心尽失，人心向背决定军事，再加上军事上共产党毛主席的战术战略了得，所以国民党夹着尾巴走了。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威望，大家看历史，就是在上海反通胀，国民党一撤以后，三日四夜把上海打下来了，但是经济上能稳定吗，共产党在这些从农村来的执政者能稳定大上海的物价吗？都不相信，不相信就开始囤货，他知道东西会贵，所以大家都囤货，因为国民党金元券这个教训使得大家对票子不信任，拿到票子立刻换回实物。再加上投机商大量囤积，你越囤积，供应的商品越少，相对流通的货币，物价就要涨，这就是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个难关，对于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是让国统区的人民认识共产党的本事，就靠治理通胀，两个车源源不断的往上海运，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碳，一个米，运到市场价格稳住下降，囤的人恐慌，最后把囤的东西全吐出来，共产党占上海，大家去读宣默桥——当时最好的经济学家。当时由于有一个国民党的教训，加上共产党的新的领导班子，他一直是警惕的，但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那么几次所谓“超经济发行”，就是货币增长的比经济增长的快，很简单，这个跟你什么党没有关系，结果一定是物价上涨。有过那么几次，我们现在都说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胡闹，浪漫主义，毛主席很浪漫，想加快追过英国，赶过苏联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但是后面有一个东西忽略了，浪漫主义要有物质基础，要发钱的，不发钱，怎么浪漫，怎么写诗，你看写诗，豪言壮语，但是要把人民动员起来，要发钱，1958年超发票子，那个时候不发债务，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最后发了票子，财政最后空了怎么办？人民银行报帐，就是印刷机，多印一点，物价就开始管制了，当年是全面物价管制，跟放开的通货膨胀不一样，他有一个词，叫隐性的通货膨胀，什么叫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没东西，因为货币多，货物少，所以货物永远摆不上柜台，摆上就买光，摆上就买光，中国还是很厉害的，中国发了粮本，必须每人每户定量供应，只要不定量供应的东西差不多都给你抢掉，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和中国计划经济，一旦票子过多情况下的市场生活。苏联老大妈上街都背个大口袋，排队，排队什么意思？排队就是通货膨胀，隐性的通货膨胀，看起来物价不涨，没东西，也是票子多、商品少，他表现为另外一极，苏联人排队那真是训练有素，任何队都是排上去的，不管是卖面包还是卖手纸，都是大口袋背着，出门看着队伍就排，你不会排队，在短缺经济没法维持家庭生活，就是票子发多了，我们1958年的浪漫，最后票子发多了，很多东西都摆不住柜台，最后还是陈云，毛主席浪漫完了让陈云收拾局面，陈云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回笼票子，在市场那么多票子，总是会酿成祸害，回笼票子，怎么回笼？开放一点高价食品，你不要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没有利用过这些手段，是利用过的。怎么办？动用当时非常少的外汇，进口伊拉克蜜枣，所以我早就知道伊拉克，我初中一年级就知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伊拉克蜜枣啊，高价的，进口以后高价卖，后来发现回笼票子有限，后来进口黄豆，进口一部分面粉，做高价点心，高价糖果，这是在1961年、1962年、1963年恢复那三年自然灾害的办法，最后是开放高价餐厅，就是里头有东西吃，你不是饿的不行吗，里头有东西吃，贵，进去吃，孩子要长身体，像我们这种家庭，专业人员，解放以后的储蓄就那么几年全部吃光了，我也记忆很深，到了周末，跟着父母下馆子，那时候中国人很少下馆子，但是馆子里面有东西吃，街上买不到东西吃，这就是那次超发票子引起的通胀，最后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回笼货币，陈云好仔细的，高价点心做出来以后要送到中南海给大家看，他说这个东西太不好看了这个颜色，他一说这怎么能卖高价呢，告诉他们做的漂亮一点，陈云很有意思的，其实就是把那个货币的祸害给它收拢回来，这是第一拨。第二拨，就是所谓搞经济建设，超发票子，洋跃进、大跃进，上大项目，靠超发票子。第三是改革初期发票子，我参加这个过程了，我知道了，农民很苦，收一斤粮食差不多一毛钱，怎么办？毛主席去世，陈云说要防止农村出问题，要休养生息，最后怎么办？最后说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这一提高，城里麻烦了，城里工资当时很低的，为什么低呢？因为国家供应你低价农产品吃，你把农产品收购价格一提高怎么办？倒挂，财政高价收购农产品，低价卖给城市，出现了几百亿财政赤字，83、84、85累计开始有一个财政赤字，最后怎么解这个财政赤字？不发债，人民银行报帐，84年整个国家欣欣向荣，85年开始麻烦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票子多了，票子多物价就要上来，物价一上来就会酝酿一些民众低收入人口、固定收入家庭的实际的经济利益的损失。88年以后，邓小平推物价改革，推价格闯关，3月份见外宾，来一个讲一个，夏天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做了一个决定，改革物价和工资，决定一发布，全国人民就抢购，社会零售产品消费额一两个礼拜增加了好几百个亿，见什么买什么，你要把价格放开，一放开物价就涨了，老百姓就把下一个月要消费的东西先买回来，下下个月的东西也先买回来，这是88年我们经历的一幕采购，当时还有粮本，粮食不能多买，把粮本上节余的粮食全买下来在家里放着，剩下买脸盆、毛巾、手纸、盐，当时北京这个地方房子小，有人把货物抢回来放在房顶上，把人都压伤了，想去提款，银行的钱全借出来了，你说是我的储户，我不要利息，取钱，一下子金融机构门口排队，四川大小凉山发加急电报到北京，因为要挤兑，很多人提不出钱来，老太太、老头就跟你急，这个局面真是的，后来发现印钞都来不及，印钞机器没那么多，纸张不够，这是88年遇到的情况，最后中国就靠政治经济学，不行了就中央重新出来说，物价工资改革不是马上要完成，是一个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改革，现在要稳定物价，发工资，第二个发国务院明码电报，发动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去提钱，很多家庭说以后看来一家不能有两个党员，这是88年，邓小平推物价改革，最后推的过去吗？推不过去，回来再调理，回笼货币，一回笼货币，经济重增长，从89年降到1%、2%，1990年大概就是零增长，1991年把货币收的差不多了，小平开始南巡，发展才是硬道理，憋好几年了，为什么憋？就是收货币，收完了以后再推。证明弗雷德曼讲的是对的，不管什么道理，你只要多发票子，物价一定高。2007年是不是也是财政性动机导致发票子多了呢？这一点不同了，就是传统的口子封上了，朱镕基上来以后让人大通过了一个法，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投资，1994年通过这个法，1994年以后财税改革，中央地方分税，中央的税收涨的非常快，财政条件一直很好，中国没有财政的需求，法律上也不允许他用传统的办法向人民银行施加压力，多发票子，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一拨多发票子中哪一个口子出来的呢？从这几年中国的情况来看，除了货币问题上有传统的以财政需求为主要的动机，形成了超发票子的这一个传统机制之外，现在看来还会形成一些新的口子，这个口子很有意思，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卷入全国经济、全国贸易，还不容易发现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就是跟中国人民币汇率这个机制之间有一个内在的联系，很多朋友会奇怪，说汇率不就是人民币换外币的一个比例关系吗，怎么会倒过来变成人民币多发或者人民币这种货币形势不稳定的一个根源。我就这个问题，把我的理解讲一讲。
首先我们先知道一下汇率机制变动的大概的轮廓。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50、60年代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很有名的战略叫做进口替代，所谓进口替代，就是尽量把外国货挡在国门之外，这样就可以让国内的民族工业自己生产产品，虽然质量还差一点，生产效率低一点，相对价格高一点，让他有一个国内市场，培养民族工业。这是50、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用的办法。为这个战略配套，就有一个人为的高估本币的汇率政策，就是政府控制汇率，汇率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由政府来控制，就是用行政的手段确定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兑换率，这是一条。第二条，政府在定这个比率的时候，故意的、人为的把本币的币值定的高一点，因为人民币定的高一点，外国货一进来，拿人民币一量就不合算，这样国内市场就空出一块来了。否则工业革命一百年，这种老牌的国家，科技、资本力量很强，他的产品如果以一个市场决定的汇率，外国货很容易就冲进来，你国内的产业就没有机会了，当年就是被这个认识支配，所以人民币本币是高估的。大家想想看，改革开放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高估的很厉害，那个时候大概两块多元人民币就兑一个美元，后来逐步贬，到了90年代初，大概是五块多一点人民币换一个美元，还是高估，为什么高估呢？因为你拿市场汇率一量你就知道，我们很多企业出国要买设备，找不到国家计划拨给他的外汇，到市场上去找，开始这个市场是黑色的、灰色的、不合法的，或者是踩在法律边缘的。到那个市场一看，大概要八九十块人民币换一个美金，后来从赵紫阳时代，一直到朱镕基，都有一个改革措施，就是放出一部分自由交换的人民币、美元，当时这个叫做人民币调剂中心，外汇调剂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全中国最旺的时候，大城市一共加在一起大概一百十几个外汇调剂中心，他们的出发点是鼓励中国企业创汇，因为你创造出口，回来的美元都以国家官方规定的汇率卖给国家，这些企业就没有动力好好创汇，因为本币高估是不利于出口的，所以当时国家被迫说为了让出口企业好好创汇，就给你来个外汇流，你创造一百块美元外汇收入，20块的额度归你，这20块你可以自己去买设备，你也可以不用，放到外汇调剂中心，看看中国企业谁还要这个计划外的外汇，这样就行为计划外交易外汇的这么一个场所。在那些场所上，人民币兑美元，同样1992年、1993年，就是八块、九块、十块兑一个美金，官方汇率是五块多兑一个美金，这叫外汇双轨制，这个双轨制，朱镕基一上来以后，从中国的改革出发，从中国当时要争取加入WTO，你就不好再这么认为的控制外汇汇率，今天的工业不是50年代的工业那么幼稚，我们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可以让这些生产能力参与全球交易，参与全球竞争，我们做了93年、94年中国第一部汇改，两个汇率合并成一个汇率。我们就把五块多兑一个美金一下子贬了30%多将近40%，人民币主动大幅贬值，一度人民币9块左右换一个美元，这当然是超调，慢慢再往回调一点，就变成八块两毛六、八块两毛七。当时定下的汇率制度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汇率如果完全由政府定反映不了市场千变万化的情况，以后就像市场交易一样，如果很多人愿意买美元，美元价格就高了，很多人愿意买人民币，人民币价格也高了，中国汇改以后不久，亚洲出现金融危机，周边国家守不住货币的币值，一直到南韩，周边国家全部货币贬值，因为他怕这个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他的货币一贬，就可以抵消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所以从印度尼西亚开始，周边国家，泰国，包括韩国，都开始贬他们本国货币，这时候中国就面临一个选择，中国要进一步贬人民币，中国如果进一步贬人民币，周边国家势必还要进一步做出反映，这样的话你贬我贬，我们粗糙的理解就跟企业打价格战一样。这时候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德国、美国、欧盟都跑到美国来，为了稳定亚洲市场，希望中国人民币不要进一步贬值，中国最后研究了所有中外情况，庄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件事为中国奠定了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基础。我们人民币先贬了，贬了30%多，亚洲金融危机有这些国家，他们各个国家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当人民币一贬，中国的出口就开始抬头冲，这一冲，这些国家都是外向为主的，都是争夺欧美市场的，人民币带头一贬，一发力，这个平衡就打破了。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人民币不变，亚洲金融危机很快收敛，但是国内派生出一个东西，就是人民币兑美元就被锁定在八块两毛七左右，这一动不动差不多十年，我们就变成一种未经宣布，也不是我们意愿要搞的一种固定的，或者是锁定的汇率机制，这个机制看来引发了国内货币形势的不稳，为什么呢？因为汇率一固定，假定别的变量不变，那就没有问题，仅仅是人民币兑美元锁定而已，如果美国还像以前那么发展，中国经济也像以前发展，这个锁定不锁定，跟以前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在货币学说史上，总有一批经济学家是赞成固定汇率，尤其赞成对一个良好的、大国的发达国家的货币，跟他挂钩，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这个道理也简单，因为你挂上一个好的货币，宣布汇率不变，这个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个钩一挂住，就不可能在本国滥发钞票，你如果宣布8块人民币兑一个美元，人民币如果发多了，美元就挂不住了，势必就变成12、15、19兑一个美元，固定汇率守不住了，多年来，你走进固定汇率这条路，等于就锁定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滥发货币的这只手，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所以有一批经济学家，包括蒙代尔认为固定汇率是一种好的制度，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学说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讲过货币的祸害首先就是政府管不住自己，或者说人民管不住他们的政府。由于有了国际汇率，有了国际交换的压力，迫使你对自己的货币印刷机不能多开，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可是很遗憾，这不是我们转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刚才介绍了，美元从一个比较坚挺的、优良的货币，经过多年这种降息，多发钞票，美元的币值整体来看在往下走，你一旦挂上他，你以为可以稳定，他就往地上躺，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中国这方面的变化，中国这方面的变化很有意思，他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使得你守不住固定的汇率，这个有一点麻烦。关键的东西就是中国的生产率的进步率，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率的进步率就是在90年代中以后，经历了通缩以后，中国生产率的进步率开始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进步率甚至超过美国生产力的进步率，各位不要误解，以为中国生产力高于美国，不要瞎说，这一天还远着呢，决定水平还是美国高、还是日本高，他们每天生产十瓶水，我们只能生产一瓶水，你只要给时间，美国那么高的生产力再继续提高的可能性是蛮低的，他从10瓶水做成11瓶水，他的生产力进步率是10%，中国工人从原来每天生产一瓶水现在变成生产每天两瓶水，进步率，中国是美国的十倍。这张图红线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的进步率，蓝线是美国的，大概从1998年以后，中国这条线就开始跃到美国生产率进步率以上去了。这不光是制造业，这是所有产业综合要素生产进步率的提高，年平均6.8%，发达国家一般不会超过3%，走在前头的国家综合要素，这个增长率不很高，中国差不多是发达国家的一倍，6.8%，很多人会怀疑这个统计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不是虚假的，中国生产率的进步率的加速，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起点非常低，这个起点是原来的水平低，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他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中国最厉害的成本就是劳动力成本了。在1990年、1998年通缩时期，一直到2002年、2003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农民工大量进城，进工业，把平均工资水平的增长压的是蛮低的。这个因素变成了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同样的东西你会做，我会做，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很多。美国贸易赤字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华，2002年他有一个研究，采集各种数据，最终分析出来得出一个数，平均每个小时，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每小时64美分，美国是21块11，中国的人工费是美国的3%而已，美国一下子明白了，我的贸易赤字就是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便宜了，从此国际上非常关注中国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变成一个潮流，因为他说中美差异是哪儿来的，你工资才3%，我怎么竞争过你，你把工人的工资压的太低了。舆论影响中国，这个舆论最终是国际舆论的压力，我可不认为美国人真的关心中国工人的工资，他说你抢了我的饭碗，你的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就是工人待遇低，所以要求中国改善工人的工资，中国政府也在抓，国际有压力，民间也有呼声。这是中国生产率进步快的第一个因素，起点低，变动就很高。但是仅仅用这个变量认识中国的生产进步率是片面的，不能光看我们的劳动成本，过去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更低，1978年全国工人的工资，100块就算高工资了，香港请来的厨师，一个人的收入等于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如果工资低就有竞争力，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中国相对来说收入高的地区才有竞争力，你光看这一条是不够的。还有第二个关键变量，这个变量是我自己专业方向关心的，因为劳动力是一个要素，要素要组织起来才能变成产品，组织是放在一条制度下运行的，制度不对头，组织不对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中国过去是人工成本很低，制度和组织成本非常高，有的高到无穷大，为什么？好多的合理事情不能做。你能办民营企业吗？你一个在中国做产品的公司直接能见国外的客人吗，一定要坐在里头，两头不着面的。这些东西是改革开放以后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加上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开始发力，但是，光有这两个变量，还是不周全，因为你常年不让干，不可以干，他就不会干，人工工资很低，人的素质也很低，集中就体现在产品质量差，那个产品质量差就没有解决，中国产品质量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改观？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改了，就是人的质量在提高。这三个因素，起点非常低，工人便宜，农民便宜，知识分子便宜，干部总的说来也便宜。邓小平呢，改革开放，制度成本、组织成本降下来了，第三条，中国人民肯学习，当然这个学习一开始就是模仿式的学习，出国拿个蛇皮口袋，看见什么产品买一个，回来就拆，拆了就仿造，造的不像样，改进改进改进，慢慢改进的像样了，就出口。第二，中国还有改革余地。第三，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会升，讲起来这是我自己看经济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刚才那张图，生产率进步率的加速是有可靠之处，你看看我们出口的那些产品，我不敢说没有质量问题，还是有质量问题，你比啊，跟历史比是很大的进步了，我老讲这个故事，我说1978年从东北下乡考到北京，我对北京的圆珠笔意见好大，我们是文科，要靠写的，当年北京卖的圆珠笔，写着写着就写不出来了，所以考试之前买一把，这支不行用那支，中关村人人有这个标记，否则你不叫知识分子，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科技，写不出来，到这里就漏油，抽水马桶漏水，国务院组织开会多少次，还是漏。制度变化、诱因变化、仿造学习，这个都是一样的，加上起点低，中国就出来了。所以中国生产率的进步率是蛮可靠的，现在要破一个迷，生产进步率高不是好事情吗？是好事情，但是如果相对汇率不灵敏的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化，什么叫生产率提高？就是说我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了，在贸易这个背景下，我同样的时间，我交换的筹码就增加了。筹码增加，其实你把它换成货币，就是人民币升值了。但是人民币不升，生产力在升，贸易对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中国货越来越变得便宜和质量好，只要有这个条件，在座各位都是市场里的，生产力怎么样？是升还是降？对这种货物。你八亿件衬衫生产能力，你的交换筹码增加了，你还是换人家一架飞机，人家不多换给你，生产进步率快了，换来的东西并不是多了，投资哗哗的往你这里转移，反映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出现了全球大国没有见过的所谓双顺差，一般说贸易顺差，投资向下就是逆差，他会平衡的。你比如德国，德国的工业品优良，所以德国贸易常年是入超的，卖出去的多，买回来的少。但是德国的资本向下就是逆差，德国的很多资本出来了，中国是罕见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维持了双顺差，根源就是一个未经宣布的固定汇率，这个汇率发生在美元变软，中国生产力提高，罕见的这么一个发展环境当中，最后就酿成了这么一个越积越大的“失衡”，就是我们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巨大生产力，固定的汇率体制是容纳不下的，但是运动是有惯性的，观念更有惯性，主张人民币升值这种学术意见就得不到支持，首先是来自于工作，在座有媒体的，我怎么想你们也有一点责任，因为最早提出人民币要升值的是日本人，中国的事情不管好和坏，日本人先说话就不行，你说人民币要升值，我们就觉得你没按好心，日本人后来就不说了，怕惹了中国人。美国人开始说，欧盟开始说，其实你倒过来想，很奇怪，这是舆论的问题吧。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周边不是贬货币吗，也是说让中国人民币能不能不贬值，也是外国人先说，当时我们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觉得很有面子，帮助亚洲人走出金融危机，也是外国人先提出来的，我也搞不懂，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为什么到了升值的时候，外国人先说，中国的舆论、民间意见就是说绝不能升，什么叫人民币升值啊？就是你这个国家的货币值钱了，你用你生产出来的东西，用人民币来表达，可以买到更多外国生产的东西了，这个事儿怎么是坏事呢？我们就影响了决策。专家系统里头，昨天给大家讲课的余永定教授，他就是第一个提出人民币要升值的，但是这个意见始终没有被采纳，因为公众意见非常大，我们政府又很在意公众意见，一升值是不是迎合外国人啊？是不是屈服于欧美的压力呀？在重大的经济问题上不做利益分析，变成一个你说我就不干，凡是你主张的，我就不动，这个看来是一个教训，说明我们还不够成熟。其实这个话不管谁说，要分析你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当然由于这个条件，我们的运动就有很大的惯性，这个惯性就惯出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的外汇储备04年还不过4000亿美元，很快就升到了一万八千亿，这一万八千亿还打了折扣，因为后来发现难以消化，所以就让很多中国金融机构海外找来的钱不准到国内来结交，加到一起，如果把整个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帐都算进去，我们的数是超过一万八千亿美元的。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看，蓝色的线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对左边的轴，已经占GDP40%以上了，要将近45%了。曲线是经常向下，年度产生的顺差，他要占到GDP，大家看右边这个轴，将近占到当年GDP的12%，你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日本当年最厉害的时候，日本是外向，靠控制汇率外向出口主导的发明者，这个模式的发明者，他当年最高经常向下的顺差占GDP的比例从来没超过4%，我们是三倍于日本，当然，今天多数的人，包括公众，也包括我本人在内，一说到外汇还是肃然起敬，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是多么缺少外汇，当年要有点外汇，我在农口工作，就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不让农民压的太苦，出问题，一招是提价，还有一招是进口粮食，那个时候挤一点外汇是不得了的，所以外汇一直缺，早年我们龙虾都舍不得吃，出口换设备，曾几何时，外汇多到这种程度，公众和舆论都认为是好事情，但是这个好事情有时候会受不了，你把这条线都乘8，你把1.8万亿外汇储备，都是要结汇的，外汇在中国没法用，要到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按照汇率换，汇率越高，人民币不主动升，你换出来的人民币数量就越多，一块美元要换8.26几，这是在05年不升值之前的。你想想看，这一年得多少人民币放到市场上去，这个东西就是货币失衡的一个根源。术语讲叫做人民银行被动的放松了基础货币，外汇来能不给他结吗，为什么叫基础货币，央行出来的钱，他还要进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借给企业，企业再还，他还要赚，基础货币是高能货币，还有一个带动作用，在市场里面转，一块钱转出好几块钱，这个力量就变成财政以外，一个超发货币的口子，央行当然知道这个压力，所以这头把人民币放出去，这头再发短期央票，给它对冲，发了多少万亿央票了，无非是把问题往后错，再把这个钱收回来，收不干净再进入市场。这个圈，我们再看看，从国际上看一直终而复始的在进行一个游戏，蓝色的那一段就是中国辛辛苦苦做鞋、做袜子，工人留在国内，产品卖出去，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这个国际出口，也是我们汇率在朱镕基那个时候主动贬值的阶段，所以我们的相对竞争优势有比较优势，发挥出去了，这个巨大的顺差一进来，就变成人民币形式，央行拿到这个就变成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干吗？其中很大一块再去买美元资产。因为中国人突然有了钱，可是并没有相应的全球投资的能力，你一看全球金融市场比较好的东西，比较可靠的，我们能驾驭得了的还是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或者是联邦政府担保的那些债，两房。所以我们大几千亿买了美国的国债，再大几千亿美元买了美国联邦政府担保的两房的债，然后你看美国，这张图倒过来看美国人在干吗，美国是逆差，逆差就是欠你的钱，把货买进来，把钱付出来，你再买他的债，他等于借钱买你的货，我们是挣钱当人家的债主，他是借你的钱不断买你的货。这个游戏做起来，他要不躺下去好办，他躺下去发现我们惨了，两头，一头顺差，出口开始遇到压力，一头，我们买的资产就在危险之中，因为他贬了，他资产不值钱了。这个游戏量少了好办，量多了，跟国内一样。我借钱借你少，我看见你怕，我借你多，你看见我怕，现在谁怕谁啊，现在我们是最怕美国人倒下去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美元资产，他们倒了我们怎么办啊？普京当然可以站出来说咱们一起抛美国资产，他才500亿，18000亿这个盘子抛给谁啊，你一抛，你手里就不值钱了，所以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讲话是诚心诚意，衷心希望美国渡过难关，你们渡过难关，我们就好过了，这不是开玩笑，很多人说外汇储备，你如果拿市场价来量，它已经损了不少了，看来有可能还要损下去，这可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所以你看中国人民是聪明，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有这么一个圈，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走什么，你说告诉我，告诉我了那是更大的阴谋。所以一个国家要起来，实力、能力要平衡，实力如果超过你的能力，那是麻烦。几万亿美元，大家一听还是震了一下，当然有外汇储备可以挡一挡，但是现在关键是中国国家没借多少外债，大量是实投，我们没有债务，为什么这么巨量的外汇储备，2004年才4000亿美元，很快升到18000亿，这四年你去看，日本的外汇储备没有增长多少，韩国没有增长多少，印度也没有增长多少，俄罗斯有限，最厉害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中东，两房，什么次贷，大家注意那个形势怎么变化的，内容是什么，得有钱，储蓄率这么低的国家哪来这么多钱，借来的，谁借的？我啊。我们哪来的钱借给美国，穷人哪有钱借给富人，就是刚才讲的，辛辛苦苦发力，发展两个三角洲，在这种参数情况下出口就是很旺。所以本币低估就造成了一个过于热火的出口行业和出口部门，现在看困难了，大家说不好了，公司倒闭了，为什么要建这个厂，参数给的，到底做出口还是做内销，那个汇率背身就是做出口合算，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反映我们做出口的成本，低估了，你如果人为的升，早一点升，实际上就是发信号，不需要那么多资源配置到做国际贸易上去。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惊人，进出口要占我们GDP60%以上，没有一个大国有这种数据给你看的。广东省，外贸依存度162%，出口部分就占广东GDP的91%，我上次去开会，请专家讨论问题去，我说广东是做内需起家的，我记得广东，当年叫做经济北伐，所有新产品，新花样都是从广东卖到北方来的，北方所有城市要搞衣服都到广东去拿货，曾几何时，变成你GDP当中91%是出口的，什么道理啊？就是相对价格信号，汇率在诱使人们往那个方向走。所以现在看来一个固定的汇率，加上一个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国家，这个组合是好大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什么？因为朱镕基那个时候把人民币一贬，中国开始哗哗出口，那是通缩，内需不足，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口高增长，实际上是让中国通缩的痛苦降低，没有那么严重，保八保住了，失业率没有增长的很快，出口很快就把很多人带进去就业，对，问题是到了03年、04年，中国的内需开始回来了，你发这么多国债，形成的项目，钱滚钱，慢慢它会起来的。2004年发现固定资产苗头不对，2004年下手一下就变成48%，比上年增长48%，外需被我们汇率一冲，内需就大，中国就开始一刀一刀杀这个，内外需都开始旺了，就开始杀，杀什么呢？主要杀内需，为什么杀内需呢？因为汇率机制不改，出口过旺是解决不了的。2004年4月份宣布紧急进行宏观调控，三大行业过热，钢铁、水泥，就是给国内配套的，他是基础的供应商，三个行业还没调下去，后来发现是九大行业，九大行业还没有解决，后来发现龙头是房地产，国八条、国十条，发了多少条，左一条右一条，一直在杀房地产，可是货币偏多的时候杀不下去，不容易杀下去，而且我们的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很大程度依赖于外地，所以这个利益调整度非常低，房地产还没有调下去，房地产已经升到了跟多数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完全离谱了，脱节了，你算算工资，再算算房价，年轻人，还没有买上房的人差不多都要绝望了，那就形成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老吵这个事情，你说房地产老板太坏，需求在这儿摆着呢，暴利，暴利哪儿来的？有这么大的货币表达需求往这个行业冲，这是根本问题。房地产问题也没有解决，股市升温，一年多一点时间，1000点升到六千几百点，你看哪个投资品不热，中国变成一个投资天堂，哪一块都好，邮票好、古董好，字画好，普洱茶好，中南海领导早就喝普洱茶，怎么现在才涨，货币在后面起作用，加上题裁，加上故事，也加上在座各位的努力，钱多的时候冲到哪里，中国这个大市场可好看了，这个东西是挡不住的，这个信号发出来，1000点、6000点，开什么玩笑，还教育投资人，他教育你。你不进去就使不到那个钱，谁不进去啊，每天增加一百万户开户，后来我们老乡打电话过来问说买什么股票，农民，农民也有权利买股票，光你们炒，我不能炒？一群一群的，股民人数超过党员，对不对，就一年多的时间内。这种压力，这种信号，你看哪个东西不旺，我这个人喜欢东张西看，字画旺也是有道理的，有点钱了，股票也升，买了车了，再买一点艺术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毕加索的画，贵，有道理，毕加索死了，齐白石的画，贵，有道理，齐白石死了，咱们现在炒活的画家。俏江南老板买了一幅画，好几千万，作者40岁，最贵的一幅画7000万，40岁人的画，这个画倒是很好，我可不敢诋毁人家，这个艺术家，后起之秀，从投资角度讲，好离谱的，他才40岁，7000万，他一看价格这么好，他对价格做反映的，他天天画，画到80岁，你想他得画出多少东西，你这个投资还能保值吗？保不了，开什么玩笑，中国物价也起来了，日本人都惊呆了，日本人说他们当时起来的时候是炒欧洲人的画，毕加索的画，中国人爱国，炒国画，炒当代画家，其实背后是什么东西？背后还是我今天跟各位讲的Money，各行有各行的原因，钢铁有钢铁的原因，股票有股票的原因，普洱茶有普洱茶的原因，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顺差，形成巨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三股潮流进中国，进来一块美元，八块多人民币出去了，就是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跟80年代有一个不同，80年代很准的，基建开支里头40%是付工资，工资一多，立即买吃，食品价格就升，现在不同，中国人的收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离开了必需品，离开了温饱。可能先从某一个商品转，转到07年年终才转进了CPI，才让我们认识了通货膨胀。这种形势冥冥之中绝定了好多人的命运，我原来是不研究宏观问题的，我怎么转向研究Money问题啊？就是被好多人的命运刺激了，04年我在江苏做调查，就遇上这么一个案子，戴国芳，国务院高调宣布央视马上播，播了就抓人，民营企业家捡破烂出身，白手起家，赶上钢价连续涨，这是他老家的工厂，最好的时候一天200万元人民币进帐，他是一个农民企业家，这是他的房子，一千两百万进帐的企业家，也没买房产，也没给子女留钱，所有钱就是炼钢，他有点发痴的，专业程度非常高，偏执狂，然后就到江边，那个时候经济冷，鼓励刺激内需，地方政府为民营企业服务，我给你报项目，把一个项目拆成多少个来报，绕过国家所谓的额度控制，最后2004年4月份，一下子打入冷宫，这是我05年拍的这个厂，全部锈掉了，长江两岸这边3000亩地，那边6000亩地，一共9000亩，他多年积累全部报废，全部锈掉了，不知道会停。我最后在常州市第一看守所去访问他，关起来了，访问来访问去，我写了文章发表了，他没有什么错，钢材价格涨的这么快，我扩大产能有什么错，只要不停，这个钱就赚着，关他的时候，中国钢产量不到两亿吨，随后到2007年底中国钢产量是4.9亿吨，钢材的价格一直在涨，前不久才开始停，才开始降，看他没什么错啊。可是就卡在宏观这个板块上了，外需非常旺，汇率不动，外需压不动，怎么办？有需求总得报。在看守所，我说中国的企业，在座各位不研究宏观问题是不行的，这个老板是微观上非常好的，一个高炉头建设成本多少，跟国有竞争对手怎么样，头头是道，唯一一条对大势不敏感，后来常州市委说上面好象要查，戴国芳说没关系，只要别人能活我就能活，因为我成本比别人低，我到看守所，他还跟我说这个帐，市场转型时期，让你活你才能活。说他偷税漏税，地方法院现在都没判，他没有根据，他那个市委书记范燕青，是我在中欧上过课的，他是中欧的同学，一去讲情况，冤的慌，是冷的时候鼓励人家上的，2002年，因为建设有周期，等一起来，你说嫌热，然后要一刀切，然后这个企业家对宏观形势就是不灵敏，提醒他，他不听，他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好了，我只要比他低，只要你不能活，我就能活。不听，常州市市委说你能不能收缩一点规模，不听，最后也是被业内举报，据说是去查另外一家钢厂，也是扩大产能，扩大规模，违规占地，那家钢厂说离我们不远还有一家呢，比我们大多了。决定了那些人的命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管理也罢，有的时候非关心一点国家大事不可，过不去啊，戴国芳就哭啊，说对不起老婆，老婆也抓进去了，什么钱也没有留下，孩子还在上学。
宏观和微观，各位可要注意了，同样的宏观形势还会影响更多人的命运，钱多了以后，这可挡不住的，1000点到6000点，多少家庭、企业资产全进去了，还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这么好，应该8000点，应该一万点，这个东西，经济是有规律的，当资产价格大幅度远距离脱离了基本面，脱离企业盈利能力，天下没有一个市场能撑下去。当通胀超过了公众可以承受的水平，没有一个政治家会不采取措施的。所以调整没有办法避免，你试试看，8.7，你还不采取措施。越南19点几，俄罗斯24点几通胀，中国不控制行吗？八年来，我们有过24、19的通胀率，今天的社会情况不容忍有这种乐观。然后，同样的力量，货币的力量会反向发作，第一，美国出大问题，美国一出问题，他调整是蛮快的，美元一走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现在美国零点几的增长率就是出口，我们原来卖东西给他，他现在减少买，增加卖，那你这个出口行业，上风上水走的很火热的，马上当头一棒，我们有些人说给他减减税，放点贷款，不是那个问题，他没单子。去年11月10号在联想集团开会，柳传志组织开了一个会，广东来了一个老板，说干这行服装行业，出口服装，15年了，第一次两个月一张定单都没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我们赶快去三角洲看，得出了结论，就是需求下去了，外需下去了，你没需求给他放款有什么用，整个过量的外需，你依赖程度很高，它下去了，第二，内需，内需我们已经为了给外需让路，已经左一刀右一刀杀了多少刀，2004年所有发到企业身上那些文件发了多少道文件，外需这么旺，他照样压内需。现在要命在哪里呢？外需下去了，内需也调下去了。然后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家庭就是被刚才那套，虽然不像戴国芳进了看守所，但是被这个资产泡沫吸进去的资源量是惊人的，这个6000点是很开心，可是一旦下来的时候，他们说是满仓下来，还不是一路跌，你可以跑，很多人跑不及啊。现在不光是经营亏损，很多是资产帐的问题。然后我们为了控制前段较高的通胀，价格管制，行政管制，这个会影响我们的调整。这个局面怎么办？很多人说再看货币龙头，所以现在全球通胀文化在抬头，美国已经利率那么低了，为了挽救华尔街，进一步要降低利息。这个东西就是把一个将来的麻烦留下，来过眼前的日子，很难评价他。他说不行了，比29年、33年危机还严重，你要出手，29年、33年就是政府不出手，按照弗雷德曼的研究，失业率达到25%，德雷斯潘说一百年来最严重的，我们按照货币主义的立场，他后面还有东西跟着，你放吧，你进一步放，美元会进一步软，美国整个经济相对的稳定和实力会受到很大的挫伤。
中国呢？上次我去开会，央行请我去开会，问了个问题，为什么宏观调控越来越少了，前几年那些都哪儿去了，压的时候都使劲，现在都不出手，光靠央行放货币能把经济放回来吗？我不相信。因为现在还是40万亿，要算到2008年，应该是44万亿的广义货币存量，这个量还在，只不过股市跌了以后，信心没了，这个货币从这个状态变成一个消极的状态。现在回到储蓄消极状态等着，钱还在，一旦信心发生变化，这个钱还会冲，美国今天也有这个问题，多年低利率，过量的货币，他会在心理恐慌下收缩，通胀的潜在压力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是有由来的，我的看法，不能完全光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防止通缩能起点作用，但是实体经济一定要靠体制政策，第一，尽快结束价格干预，1月26号宣布，对于当时的通胀，宣布食品、国计民生很多产品价格，价格管制，这个价格管制后果是很严重的，兰州拉面价格说不能升，好办啊，他面条做细啊，这叫量的反映，还有质的反映，为什么发生这么严重的牛奶事件？你上头封住，底下成本在顶他，他能干吗？加上一些人员在里面从事一些“创新型”活动，加了水，再加三聚氰氨，我们测量不能直接测蛋白质。第二，政府减资减税，内需为什么起不来啊？大分配结构的问题，居民板块只有占50%不到，企业和政府占的比例偏高，尤其是政府，多年税收增长这么快，养成了我们阔气的很的政府，许诺很高，喜欢排场，这个东西要不收敛，你内需怎么起来？好日子风风光光过，没关系，问题是过紧日子的时候，你如果不挤出一块，内需是不容易上的。第三，就是行政部门改革要加快，垄断行业的利润，我早就写过文章，这些利润都是别人的成本，企业赚外国企业的钱，大型国企赚民营企业的钱，现在变化了，变化的时候不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很多基础服务的成本就会把它顶住，前几年主要就是为了给过旺的外需让路，我们不得不杀内需，现在要反向调整。现在房地产光说贷款问题，不光贷款问题，好多体制性政策，批地怎么批，什么人可以卖，什么人不可以卖，面积多少，套型如何，加快清理，重新评估，涉及到计划、发展、国土、城建、安保、安全这些环节里面都有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在里头。剩下的就是跟城乡建设有关的东西了。你要说中国没有希望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是日本，日本多年低迷，财政扩张，河底都铺上水泥了，他没什么好修的，中国要修的东西还多着呢，如果财政不行，搞一部分发债，需要当年朱镕基的经验，当然要把这个发债的资金用好，用成国土整治，然后就是土地资源，私有土地化。中国城市化一扩张，农村不减少，破房子还占着，因为是宅基地，卖也没处卖，租也没处租，天天把我们温家宝总理说要保护这些地，我就研究地为什么要保护呢，地方的那些实业，我去看，蛮有希望的，就是农村建设，集中居住，省下来的地变成农田，变成农田以后，原来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出来，城市为了买这个指标，把高地价付给他，中国的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虽然里边有很多离谱的东西，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了，把城乡建设推起来了，我不认为我们会跟欧美一样，好象注定就是不行，因为我们储蓄率还是很高，中国人民还是有储蓄的习惯，金融的总的环境情况没有了差别，关键就是认清形势，不要有幻想。
最后我简单讲一点企业之道，我这里讲一个思维性的问题，大家看这张图，当经济市场中过热，热过头以后往下扎，企业有两个策略，一个类型是什么策略呢，以房地产为线，我们盖好多，一套也不卖，我去年卖了好多，我今年不怕，然后到红线那里一下跳水，然后有一种企业认清形势，主动下来，下来以后现金回笼，渡过财富难关，然后再跟着经济缓缓往上走，这个类别他背后包含着一种思想方法，我能告诉各位的，由于我所观察到的货币为中心的变量发生的大起大落，中国经济从12个点往下扎，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坏消息会刺激更多的坏消息，跟当年的你买我买一个道理。至于具体怎么对待，我能解决的问题是介绍这个背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地方如果高速增长以后，这个惯性调整是好难过，不肯认这个头啊，还想回去啊。台湾那些投资人讲的很好，讨论股市什么时候是底，台湾曾经从18000点跌到12000点，日本当年是47000点跌到10000点以下，台湾那些投资人说什么时候是底啊，只要有人讨论什么时候是股市的底，这就不是底，什么时候是底啊，这不是我干的事儿，再也不想干了，怎么会买这个东西，所有人不谈了，到底了，经济市场有它内在的逻辑，好和坏都要应对。所以像这种市场，1000点到6000点以后，这个国家要有一个时间的疗养，不是说财产损失，是人力资本的损失，我赚过这种钱的人，武功差不多就废了，因为他不想再练功了，没有意义了，赚过那个钱了，还干啥有意思？没意思了，人要觉得世界没意思了，这个人类资本怎么增加，他不会学习了，眼睛不发光了。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人、很多家庭没有办法，只有这种现实的教训，然后去应对它，做心理调整，你不调整，过不去，不要有幻想，宁愿看的严重一点，这个话不是今天讲，去年11月份，我们在联想开会，后来到万科开会就讲了，去年企业家大会，东华组织的企业家峰会、领袖年会，我通常是推托讲话，那次是主动发言，我说准备往下降，美国这么多门口挂上了要卖房子的牌子，这个反映一定是连锁的，因为我们已经卷进去了，我们不是当年跟他分的清清楚楚，全球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代价，我们绝对只想好处，不想它的坏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也是我们这条学习曲线今后上升的重要的内容。当然，永远是这样的，冬天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冷，冷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毛孔还开着，还想着夏天，还想着8000点，觉得还有希望，这么想就特别冷，早做准备，早收缩毛孔，然后就是找衣服，就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在这一轮大规模变动当中找到重新再出发的点。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提问：
我是FT06的曹德强，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如何控制货币发行，比如说每年给一个法定的货币增长或者说像欧央行那样给一个很紧的货币政策吗？还有一个问题，再回到金本位，央行怎么控制这个货币发行呢？
周其仁：
货币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有一批人一直主张回到贵金属货币时代去，叫金本位，恢复金本位，一直有这个主张。道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人为添乱很难的。但是实际上很难统一，因为交易规模一大，尤其这个技术可能性增长快了以后，贵金属本身开采、增加的量跟现代经济之间，不像传统经济那样，这可能看作是一种复古的想法，但是是很难回去的。如果不回归贵金属货币，剩下的问题就非常讨厌，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美国当年搞通胀，大量发货币，美国通胀压力非常高，一方面通胀，一方面失业增加，滞胀，政客就要求再发货币，一直到卡特总统任命了一个央行行长，叫沃克，这个人非常有名，卡特就不能再连任了，因为他实行严厉的货币从紧政策，货币发的时候很开心，收的时候很痛苦，这个谁也不肯干，大家要喊，大家要叫，就影响选票，所以后来卡特非常后悔选了沃克做央行行长，卡特做了一届就下去了，后来里根上来就很头疼，这个人要不要留。后来直接控制利率，你量少了，你的利率就下来了，当年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你老讨论降息还是升息，无论是国会还是联储内部都不会形成统一意见，弗雷德曼当年主张不要通过什么控制利率，直接控制货币量，最终是你在印钱，你基础货币发行的数量控制住，这是70年代中的事情。今天美国经济又发生变化，他好多货币已经不是传统货币了，为什么我今天在中国还要大声说坚持货币主义呢，中国今天还没有走到那么远，电子货币、QQ币还很少。另外一个思路，我不管你货币多少，我通过政治决定，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多少你央行就下台，或者政府就下台，这一波在应付前不久的通胀的时候，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总的表现就好一些，欧洲国家，新西兰，也包括韩国、日本，但是有一个问题，当美国的通胀转成通缩的时候，对付通缩用什么办法，我始终还这么看，我不认为货币政策在对付通缩方面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你先发，可以，你放出去的货币，等到信心一扭转，又变成下一波大起大落，所以弗雷德曼是不主张把货币作为什么政策工具去玩的，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他说就放个计算机，中央计算机，机器决定增加多少，当然这个主张也是一个理想主义主张，所以现在在货币变量控制上，从技术到战略到体制实际上上目前市场经济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开放的问题，中国到底走哪条路，现在不清楚。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几手并行，储备金也在动，利率也在动，基础利率也在动，同时直接去干预商业银行的利率，同时就是有行政性的，首长一讲话，合同就签进去，几个办法都在用。目前我的看法是第一要解决汇率问题，完成汇率体制的改革，等到你觉得要改的时候，你就不敢改他了，现在汇率的压力不大，应该这个时候改，最重要的是央行不能够独揽货币，像当年外汇调剂市场一样，谁愿意买谁买去，财政部要买财政部就买，买多少，政府负责。现在很多人担心货币跑，我体会有另外一个东西，你将来再过几年，你看中国还是要比欧美的增长率高很多，中国GDP即便掉成6，从12掉成6，还是相对非常好。下一步，外汇、外币，我的看法，这个时候还是及时调对，汇率的及时解决可能是第一位的。然后我们到底用什么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这个事情总的来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为什么这样专业的问题要放在这里讨论呢？就是企业界、工业界要有一个健全的货币的认识，要没有这个社会公众，至少经营界、商业经营界的认同，一遇到紧，大家说放钱放钱，现在就是华尔街美国这种通胀文化在主导全世界，这是未来灾难的根源，钱已经不少了，他无非是现在恐慌的时候钱在收缩，这个钱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作怪，我的立场当然是非常保守的立场。如果多发货币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那天下经济增长太简单了，没有那回事情。在企业经营层、企业领袖这个层面要在货币方面有健全的意识，大家都会对短期非常在意，认为现在不放，会形成巨大的舆论，这个时候有没有沃克这样的央行行长，你让我干，我就这样干。最后多年通胀的痛苦使得公众，至少一部分资本家支持他，沃克最后也是做了两届，最后在他的手里把美国越战以后的通货膨胀收拾掉了，所以以后才有美国重新的里根革命，美国新经济繁荣，如果不把当时过量的货币收干净，后面谈也白谈，所以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都在探索，包括汇率机制，包括所谓基础货币的控制机制和调控机制，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提问：
我是在银监会工作的，今天听了您的报告很受启发，非常感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央银行都在发行大量的货币，境外的货币在流动性泛滥的下一步是可能的，国内有44万亿人民币的存量，既然有这么大的货币泛滥，是不是意味着资产的价格会在未来还要涨，然后引起引起恐慌？
周其仁：
如果继续固定汇率，将来一定会把人民币拖下去，中国人要守住自己就非常难。这种过山车，会把很多练武功的人冲下去，再不研究怎么好好把车造好，怎么把牛奶好好做好。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时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为什么今天着重讲货币，希望中国有一个健全的货币意识，要认清楚这个东西，你现在为了短期利益，所以我对美国近期的做法是持很大的批评意见。他说市场失败完全是瞎说，就是政客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人为的给没有还贷能力的人发钱，出了问题，再放出更多的钱来救，这样的文化套下去，我相信美国相对的实力一定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当年美国起来不是靠这个东西起来的，当年立国的时候如果靠这些原则，不会有美国的强大，他现在是反向在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自己看未来，我们到底学什么样，所以我老强调，一定要择其善而从之，不要说美国做了我们就做，好象他天然就是市场经济的代表，天然就是正确措施的代表，没有这个事情，不管你叫什么主义，你准则错了，行为、逻辑是一样的，这是当年弗雷德曼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这个阶段要亦步亦趋。我们是要跟他合作，没有问题，但是在自己的财政金融决策文化上不能受这种东西的影响，你要学他们可以，很舒服，但是美国的国力他折腾的起，我们几步就会拉下来，我认为还是要谨慎的货币政策，不能大开货币龙头来应对短期的这种压力。产业界是很痛苦，是很困难，失业率会上来，明年春节前后是会蛮难过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面对，用社会政策，其他政策去对付，特别是体制政策去对付，如果随便再开货币龙头，第一，不见得见效，贷款发不出去，你问银行，银行说我看中的企业，他不要，他来贷的，我不敢给，不完全是金融杠杆给搞的，所以货币政策上，甚至我都不同意货币政策这个词，好象它是一个杠杆，可以调调拨拨用的。虽然在非金属货币下，货币容易变成一个政策，但是尽可能避免，现在我们GDP也下来了，你说你紧到什么程度，多发了多少。这是我的看法，当然这可能是很少数的一种看法，仅供各位参考。
提问：
我是E05的。这次从强势美元到弱势美元，美国经济出这么大问题，作为中国一个是吸取教训，第二个，能不能找到什么机遇使中国得到一个快速的发展，能不能形成一个强势的人民币。第二个问题，像您说的，货币的问题导致了存量的过大，导致了需求方面的影响。作为目前来看，或者从您的预测，将来对中国实体经济方面的影响具体在哪几个方面？谢谢。
周其仁：
中国这么多年外向，不可能一下子把外向挤下去，客观的分析，我讲了三要素，我们还有竞争力，但是是不是要占到GDP的60%、70%，这个比例看来一定要调回，所以我在广东就提出外向、向内要结合，不是中国人只会做外国生意，不会做中国生意，问题是你参数摆在这里，最近关了很多厂子，我都去看，那些厂子都是中国人不要的？中国人要的，关键是中国人没钱了。那些产能能不能转过来为内需做。更重要的是所谓内需有巨大的开发的可能，国土整治，你不可能破破烂烂的村庄就叫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过程，城市建了建农村，农村建了建城市，这个带动性非常大，我看过一个村庄的整治，一个行政村如果把农民居住模式改变，增加一千亩地，追加的投资量惊人，我上礼拜还在天津看了所谓宅基地换房，一个镇156平方，要形成新的居住模式，投资38个亿，中国这样的town有无数，我们要看到我们和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有巨大的潜在的内需市场，一定要把内外问题处理好。我们辛辛苦苦出口，赚钱，美国市场不好，干吗啊，为什么不给中国人自己多生产一点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叫做内外需同时落下了，为什么啊？外需货币机制没有改，他就一直落，他是外部因素冲击导致外需压下去的。而我们为了给外需让路，一直在抑制内需，现在是内需、外需双双往下落，现在外需尽可能争取，反正就是杀出去打，第二步非常重要就是转向内需，当然这个转不会那么快，因为你习惯做的事还想做下去，不把这个念头灭掉，我们的产业就不会把注意力转到新的方向，某种程度上往下降，第一不可避免，第二也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国内政策的其他配套，我们最近有个小组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看能不能提出一些我们学术界的一些看法。决策文化非常重要，对整个大变动的由来要搞明白，过去老话讲，如果你行的话，你可以兼济天下，如果你不行就独善其身，现在中国说要去救美国，很多人要去华尔街抄底，他们那个帐你看不懂你去抄谁的底啊。这些事情都太早了，但是在平衡的领域可能是有所作为的，因为美国的实业界出问题了，汽车厂出问题，计算机厂出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机会比华尔街抄底的机会要大，因为中国工业知识的普及比金融知识的普及要高，这些领域都要看，都要找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内外要平衡，所以外向向内要平衡，最终讲到经济建设杠杆，你还是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过好啊，现在中国的铁路还是非常少的，很多城市堵成这样，地铁基础设施有的修，这方面考虑发行国债可以刺激经济，这些都应该考虑进去，乡村建设，城乡结合起来搞建设。所以我们基调并不是那么悲观，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过山车，上山坡坐过以后，我们从政府到企业界的心理调整、情绪调整，所以今天下午特意安排一个文化讨论，杨壮教授在这里讨论大拐点时候的文化，不要听这个东西很软，其实是很重的，人如果心态不过来，行为是很难过来的。
提问：
我是F06的，我现在想提一个问题，您和林老师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去年上林老师的课和海文老师的课，我就发现他们在汇率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林老师是主张汇率不动的，而且他认为这样的话中国会失去比较优势，站在美国那一方面，美国普通的民众购买力，上升了以后，反而买到的东西贵。海闻老师也是赞成加速升值的，您刚才也提了要加速汇率改革了，海文老师现在影响力更大了，不知道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改变，或者说您跟他研究的领域和关注点有所不同，总之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不一致的地方。
周其仁：
你的问题最好那个时候问林老师，他最近要回来开一个会。我讲过主张汇率不动的人非常多，包括像蒙代尔，也讲到主张汇率不动是有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挂中一个强币，是不错的。我的看法我刚才讲了，实际情况是我们现在挂住的货币靠不住了，美元连续降息、国家大量借债，美元从长期看，强势是很难维持的了，因为如果不买货币，那就没有用了，经济强货币才能强，经济不持续，都借债，都用人家的钱买人家的东西，生产率跟享受之间脱了级。我也不是说主张人民币升，而是说人民币机制要搞对，要灵活反映相对的这些信息变化，重要的是机制改革，改革以后有可能一段时间升，一段时间降，没关系。而人民币自我的稳定机制比这个汇率更重要，我们不能把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货币稳定完全压在挂在一个墙壁身上，否则不可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强国。经济学家看法经常是不一样的，七个人有八个意见很正常，自己也跟自己打架，这个没有关系。当然你比较关心的话，等毅夫回来的时候，你问问老林最近有什么变化。
搜狐：
咱们国内有接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美国现在用发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肯定会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怎么破解这个局面，跟国内的资产价格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规律和关系？
周其仁：
现在已经走上这个路了，我们对美国现在就是衷心希望他能够管用，能够生效，能够回转，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走下坡路的不会一天就扎下去了，总有一个过程，所以中间如果他政策对头，各方面配合的好，现在讲的很凶，都说比29年、33年厉害，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有利益连带，希望他好，同时向这个过程学习，反正货币问题是当代很难的问题，怎么处理都会有缺陷。至于损失，这个有时候是很难避免的，这个损失不是今天的损失，你当时决定的时候就已经损失了，只不过是认帐不认帐的问题了，尤其是在决策思维当中经常是为了防止承认一个错误就犯更大的一个错误，所以有的时候要切开处理，你再损失大，已经过去了。问题是不能再增加新的损失。现在的麻烦就这儿，中国的内需一下去，出口又变得强劲，外汇顺差这两个月没有减少，呼呼的往里进钱，等到缓过来，相对一转移，中国表现又好，所以完全有可能还有一拨全球货币进中国。大家对这个过山车一定要有准备，过去那种谨慎的投资准则，就是你绝不能用债去做股，不能一看股市好就去借债，作为家庭和公司一定要好好总结，再好也要经得起这个诱惑，要发一个血誓。资产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的时候，很多人说财富险中求，这也对，但是险到最后一分钟还想赚钱，最后一分，拐之前你还在里头，做不到。过了哪个点就不是你赚的钱，你要想清楚。如果没有这一条，下一拨来，中国很麻烦，中国前赴后继，上一拨学会的人比较谨慎，又出来一帮年轻的，从来没做过的，他觉得地球引力对我不起作用，他再死一把，所以中国有的时候有很多教训要重演，这个东西讲了没有用的，投资这个事情你不割那个肉，你是没有那个疼的感觉，讲什么都没有用，这次应该是蛮疼的，6000点到1000多个点，有多少个家庭、公司在里头，这也是目前国内经济觉得冷的问题，不单单是外销的问题。这个就是过量货币一旦形成价格突然上涨，这个时候就要知道有危险在后面等着，这次是这样，下次还是这样，这个不会违背的，这个规律一定是在的。当远离了企业盈利能力以后，今天看幸亏中国股市没有升到8000点或10000点。现在到6000点到已经损手、损脚了。最近听一个人讲，他说对市场永远要有敬畏之心，这一条蛮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加强能力和实力之间的平衡，我说像我父母那一代永远是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没有什么投资，现在是有了钱，没有投资能力，也不行。
最后说一句，在经济低潮的时候倒是学习的好时机。 :dizzy: 谢谢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