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讲座]期待本土PE领袖论坛实录
期待本土PE领袖论坛实录PE是Private Equity Fund的缩写，俗称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主持人王冉：大家好，我是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王冉，今天的论坛由我来主持。
PE。可以翻成私人股本基金或者私募股权基金，无论是翻成什么，PE作为一支重要的金融力量正在全球资本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当年的KkR投资IBM的时候，当时可能是1、2百亿的项目就算是天大的项目了。但是今天早些时候，比如说在坐的德州太平洋的交易在美国的交易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的交易，这是什么概念？我知道今天上午所有人都在谈论阿里巴巴、谈论马云，按照今天的市值是2个半的阿里巴巴。
我不再多说了，首先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台上的各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如果你了解中国PE这个领域的话，那么你会知道台上的各位嘉宾都意味着什么。
第一位是美国德太增长基金(亚洲)有限公司合伙人王兟先生，他现在做到了非常著名的投资基金的合伙人。请嘉宾介绍一下您所就职的基金的情况。
王兟：非常高兴，刚才王冉已经介绍了德太集团也是美国里面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历史还是短短的，还没有到20年，最早的时候也是3个人创立。私募的第一期基金叫做航空投资基金，是8000万美金，那么到了今天。我是去年离开了TOM集团之后参加了德太集团，参加的题目和今天有切合点，在某种程度上愧对来这里参加会议的，我看到下面有两位当时他们的公司曾经真的帮我自己做的新公司准备LOGO，我现在还没有付人家的钱，特别惭愧。当时我觉得，我应该自己做一个自己的投资基金，最后还是经不住诱惑，又到了德州太平洋去了。那么我去了以后，我们新一期的基金规模大概是14、15亿美金左右，专门做增长型的基金。但是今年，还比较好，我去了以后大概今年也做了5个项目，等一下有时间再聊。主要是一个新的，专门做增长型的投资。
主持人王冉：旁边的这位是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总裁赵令欢先生，我最早也是认识马总，他说你认识赵总就知道了，海归回来的确实还有个把好人。所以，确实过几年的时间里，随着联想通过收购IBM成为从一家中国的企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企业，我们看弘毅也很快成为了中国投资界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赵令欢：谢谢王总。弘毅投资，和在坐的各位相比我们是最年龄的公司。我们是2003年随着中国这一轮经济大潮的发展而起步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深受在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联想控股的支持。我们是专做并购的公司和成长型的公司，只投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做国企改制做得多一点。我们的基金分成三期，中期大概有55亿人民币这样的资金规模。
主持人王冉：接下来这位也是在投资界鼎鼎有名的鼎晖中国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吴尚志先生，那么吴总其实我们跟鼎晖也有一些项目合作，因为吴总是伟大的领袖，所以具体项目很少能够见到他。我跟吴总撞上往往都是在健身房的更衣室里面。
吴尚志：谢谢王冉，鼎晖是02年成立的，鼎晖的前身主要的团队人员是中国证监公司的投资部，但是证监会当时不要券商再做这个业务，所以我们分拆出来，在中间两个股东，一个是担保公司还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支持下，成立了鼎晖投资。
鼎晖大概从02年出来第一个基金1亿美元，当时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现在是第三个基金，是大概所谓的后期的增长，是16亿美元的。以后，我们把创投也分开了，成了创投。所以，整个一共有将近30亿美元的资产在管理。投资主要的方向，今天到企业家这边来，其实是企业家的成功，我们的投资这些个投资优秀企业的成功，把我们的名声也提起来了，其中包括很多很多出名的企业，包括像蒙牛、李宁、分众、舆论、双汇等等，大概有十几家上市。我们投了30家公司，有几十家上市的，主要是成长型的，但是最近加入了创投。
主持人王冉：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能够站在台前演讲的嘉宾，是吴总他们创造了他们，对他们进行了投资。接下来这位是和君咨询集团董事长王明夫先生，他可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了。但是我们不是十分熟悉，请您做自我介绍。
王明夫：今天在场上，我可能是在所有嘉宾里面另类的，他们都是做投资的，我是做咨询的。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管理咨询，所以对于公司的管理和运行，战略上理解得全面一点，客户也比较多。虽然我们不做投资，但是跟在坐各位做PE基金的老板，在产业链上，他们可能都对我们有需要。
因为我们公司每年有100、200个客户，都是中国很棒的企业，因为我也是做投资出身的，我经常注意到很多的PE机构，投了某某行业的某某企业，我一看，连那个企业他都要，我这个比他好多了，怎么没找着呢？所以，PE对于在中国的选项上，眼光也不是100%准确，至少我们的眼光比他们准一点。
主持人王冉：您说的是台上的各位吗？
王明夫：台上的各位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每年有100、200个客户，但是PE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或者是注意到了没有打进去。所以，我们是提供好的投资来源上，我们是每个投资家很需要的。
第二个，本身PE很热，竞争也比较激烈，同质化比较多。所以PE机构之间未来的竞争，优势之一可能是在投入管理上，像一个纯粹做管理咨询的公司，协助PE做投入管理是很有帮助的。
主持人王冉：接下来这位也是神话的创造者，盛大的经典案例就是他操刀完成的，他就是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执行合伙人周志雄先生。
周志雄：其实我在今天在坐的演讲嘉宾的各位当中也是另类的，我是做VC的，大部分的演讲嘉宾都是做PE的。其实，VC也算是PE其中一个分支，但是VC相对来讲应该是说比较偏技术的，比较偏早期的，而且只做股权的投资，没有其他的金融工具，就是这几个特点。当然了，在今天的话，其实VC跟PE的界限还是越来越模糊。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所在的机构。凯鹏华盈在美国的历史上业绩是做得最好的两支风险投资基金最好的，比较知名的案例有Google，有Nicegame，都是改变了互联网案例的几个重要的案例。关注的领域主要是清洁能源的领域，我去年之前在赛富基金，99年我首先加入了软银中国赛富这两个公司。那么今年初出来，也是原来想做一个比较专注中国市场的一个VC的品牌，但是后来也跟王总一样，经不起大的品牌的诱惑，所以就加入了凯鹏华盈。今年年初我们融了3亿6千万的美金，三个合伙人在上海，我本人在北京我们一起做这个基金。
主持人王冉：周志雄先生以前在赛富的另外一位同事，现在已经加入了坐在他旁边的这位同事所任职的机构，就是贝恩投资有限公司，他是执行董事李立明先生。
李立明：那么我听了他们的介绍，记得贝恩可以用三个方式。我们跟TPG来记，也算是美国规模比较大的基金，手下管理的有600亿美金，但是跟弘毅比，贝恩亚洲的基金是10亿。我们是从06年开始的，算是比较年轻的基金。刚才王总提到了关于跟咨询有关系的，贝恩就是咨询公司出来做的。大家可能听过麦肯锡，那么我们贝恩投资在86年的时候在美国建立，那个时候就是贝恩咨询公司，所以我们对于咨询有很深入的了解，这是贝恩投资一个特点。可能我们最出名的我们的创办人在竞选美国的总统，如果成功的话，希望大家都有点好处。
那么我们在美国来讲，我们的投资的主要的目标是收购，跟TPG一样。就是有大的收购。那么在中国，我们现在有三个办公室，在香港、上海、东京有三个办公室。我们采取比较灵活的办公方式，在中国我们不只是全球投资一个地方，我们全球投资了6个项目，大部分都是增长型的投资，大家在4000万美元投资以上。这是备恩简单地介绍。
主持人王冉：接下来这位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创业投资公司之一，是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总裁李万寿先生。
李万寿：我们这个集团是99年成立的。它是介于PE和VC之间，重点是投资本土企业，我们投资了很多的公司大概都是400万到500万美金，我们完全是本土化的企业。虽然我们有19家企业是在境外完成上市IPO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重点都是投资中国本土。我们到部分都是中小板或者是创业板投资的。
现在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公司，我们是有公司制的，但是我们既有公司制、信托制、合伙制。既有政府引导性质投资公司和基金，同时又有商业化的基金，这是一个混合的投资计划。我们在全国的15个城市，现在有投资公司可能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到30个城市，总体上加起来，我们整个的投资资金规模在70个亿左右。我们这个团队，也是非常土得掉渣的，基本上是本土团队，1/3来自海归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化的。我们的优势可能是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机构，或者是资本市场的一些中介机构我们相对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愿意把重点放在本土，面对中小板和创业板进行投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VC的色彩更强一点。谢谢！
接下来除了台上的嘉宾之外，还有台下的两位嘉宾值得介绍一下。坐在台上的PE他们是在台上跳舞的，他们需要伴舞的，那么作为我们投资银行的往往需要帮他们做融资和搭交易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伴舞的人群就是商业银行，因为很多的PE的交易都是需要有杠杆的参与。那么坐在台下有我们非常重量级的，今天上午被誉为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先生。另外一位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以前也是做投行的，跟我们是一个行业，但是现在如果台上的各位是做PE最羡慕的各位嘉宾，那么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我作为做投行的最羡慕的，这就是信中利集团董事长汪潮涌。他现在的名字更多地不跟投行和投资联系在一起，而是跟三个字“美洲杯”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会儿，我们会请他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么介绍完台上台下的嘉宾，我们进入我们的正题，就是PE在中国。因为今天上午的大会是繁荣时期的领导力，我记得联想的柳总讲过，今天在中国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影响发展的领导力，但是弘毅也是抓住了很敏锐的机会，所以请赵总从这个角度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赵令欢：我在接到邀请的时候，在思考这个题目，讲的是“期待本土PE领袖”。我说不到明白，但是往后一想是一个挺好的题，当时弘毅它03年的成长过程和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首先，我的观点是PE领袖本身意思并不大，因为它是一个现象的结果，是一种表象，实质是一个大势。所以，时势造英雄，有的可能是我们行业企业的领导人，可能最终是这个大潮，是我们国家的机会在造就这样的表象。天时的事柳总讲得比较多，中国遇到了确实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机会。我在美国待得比较多，参加的经济体比较深，中国现在总让我想到100年前美国发生的事，我觉得中国的机会至少是很恢弘，比那个还深远，因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市场大。
而地利，就是政府还是十分坚定地专注于造福于民，就是国富民强的事抓得很紧。而且，方针大略也经过了长期的试验之后比较清晰，就是开放，深化改革。然后经过了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管是哪种形式，还是造就了一批有想法、有技能的人。PE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长，长的说不到10年，短的说就是3、5年。但是，今天坐在台上管理中国PE发展的这些人，都是在本土有历练，而且没有一个是外国人。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国度，当他引进一个主要从国外发展起来的业务模式，在头十几二十年，这样的现象还是不多。这反映出中国搞PE的人跟中国搞创业的人一样，都比较想学习，努力把这个事做好。
所以，我想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大的环境，但是由此我们想到了历史责任。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培训，那么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做好的话，这个题目自然就会成立了，谢谢！
主持人王冉：我注意到的是，几乎在所有的弘毅投资的案例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国企？
赵令欢：是这样的，弘毅投资有两个大的特点，第一个是只投中国，我们的战略是只专注于中国的投资，这样的说法是中国是弘毅这么一个团队扬长避短，最扬我们之长，最避我们之短，我们整个的团队建的都是很本土化的，机会的本身也是很具有成长力，是国外的市场都无法比拟的。
这是宏观的事情，如果微观有这么一个机会，凭什么弘毅可以在这里有立足之地？这就是一个战略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03年讨论了一圈，我们的特长包括个人的特长联想的背景，都是懂得怎么在中国制造好的企业，就是从管理这个角度出手。另外，我们作为一个改制的企业，主要是讲了联想控股本身，深知制度对于企业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把这几点结合起来，我们觉得我们的切入点可能是从苦活干起，就是国企改制，由此立足我们就有机会发展。
主持人王冉：这一点跟鼎晖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鼎晖最早参与的项目像蒙牛、李宁、百丽都是民营企业，那么吴总您认为今天对于PE最大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吴尚志：我想前面大的宏观的分析，我很同意赵总的观点。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的行业更高速增长，如果是GDP增长10，我记得当时在牛奶行业，一个乳品，在发达国家应该是0增长，在中国有连续多年的30、40的增长。那么在这些好的行业中的优秀企业，那肯定是以更高速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我相信是几乎所有的投资公司一再证明的。当你是一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企业的时候，你不但能够在市场份额上迅速超过行业，而且你有许许多多的收购兼并的机会，特别是当这个企业一旦推向资本市场，他的资金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他的收购兼并的成本，把这个行业进一步整合的机会，只会更大。
所以，说句老话，当时起步的时候并不知道资本市场，因为在美国，这种事资本市场不用说了，你要么就是基金，要么就是创投。所以做的时候挺累，明显知道风险回报是投资的一件事，跟投资基金说半天，后来一个一个案例证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在许多的行业超高速增长，在龙头企业有巨大的增长和收购兼并的机会的时候，这个生意模式是很合理的生意模式，这个是被大家所接受的，这是很重要的观点。
那么目前来讲，我们从一个机会来讲，一个领先的机构管理人，他事实上可以向两方面跨。所以，我们发现从我们内部来讲，创投早期企业和后期企业，在我们投与不投，和我们给予企业的贡献上和人的规划上都取得了巨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从06年，把我们创投的东西分开出去了，因为原来中间做的时候是什么都一块做的。只要觉得这个东西风险回报合适就做了，后来把这个东西我们创投专门成立了一个创投，创投也很成功。就是那边的机会是当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他不断地会冒出来新的，你想不到新的企业，有爆炸性的增长。刚才周志雄介绍的新能源等等，忽然就冒出来了，你都想不到。像分众的贸易模式突然冒出来了，一下子变成了几十亿的企业，这种机会在中国非常非常多。
但是内部来讲，你要用一个标准，去同样做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国际机构的投资人教会我们，什么叫做资产分布，我们把内部也给分开。所以，从鼎晖来讲今天实际上是两块，一块是做创投的，是做新兴的早期和早期增长的。我们这边是做后期增长、传统行业和收购兼并，就是控股的。
主持人王冉：您自己个人的兴趣来讲，更关注哪方面？还是大的传统的行业多一点是吗？
吴尚志：分工来讲我还是在后期增长基金的这个团队，主要做这个项目，但是这个团队的增长已经有很多的合伙人大家分工。那边主要是原来从IDG过来的两个合伙人，他们把那个团队做起来。反正，这是一个人的生意。
控股权的这种事，我们还是觉得有机会，特别是赵总讲的这种国际重组的。但是，总的来说，跟国际相比，我们今天私人企业还在第一代创业者手里，控股权的事情一般是不太愿意谈的。优秀的国企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赵总他们需要花很多的力量，但是我们觉得将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但是，要当这个增长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今天的基金的机会宽一些。
主持人王冉：刚才提到了风投的这一块，就是投高新行业的，那么请周志雄讲一下，你关注的是风险投资的目标市场，请您谈一下从你的角度看有什么样的机会。
周志雄：首先我觉得中国的机会在于目前的融资渠道是比较单一的。其实这种情况，对于VC和PE都是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尤其是对于VC来讲，因为他所看中的企业，都是没有什么资产的，当时我参与盛大投资的时候，就是几百号人，在高新科技区租一个楼，它的产值当时我们投资的时候可以做到2500万美金，到了04年上市的时候可以做到5000万美金。这是传统的银行根本没有办法提供给它任何融资的方式，因为它没有什么资产可以抵押，同时风险非常大。它是属于风险很大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于中国目前融资渠道比较单一的机会。
另外，在大环境上，过去的10年、20年，主要的机会其实是对于VC我认为是制造业首先带来了一个很大产业上的机会，就是说中国占整个全球制造业，尤其在消费类电子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有人跟我讲，昆山，就是上海跟江苏边界的地方，全世界有40%的笔记本在那里装配。当然，这是一方面的机会。另一方面的机会，中国本身市场的巨大带来了机会。
比如说下面坐的中国移动的黄院长，中国移动他们在移动用户上，他们首先就是3亿多的用户。中国移动的基站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基站，那么这个为我们带来的什么机会呢？可能在中国推的某一个应用，可能是会最先把这方面应用的成本降下来，因为用户量足够大。所以，我的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发达，使得现在产业链往上移，这是一方面的机会。另外，由于中国市场之巨大，某一个在中国率先推出的应用，有可能带动全球这个应用成本的下降。所以，作为PE、VC这是我们非常大的机会。
另外我举一个例子，也是以盛大来讲，当时你看那个例子本身，其实是一件事，说我投资一个企业，它可以盈利，它过两年之后可以上市。但是，其实我们当时更加看中的，是投资了这个企业，能对整个行业，能对它的上下游，能对左右所相关的行业带来的影响。我记得当时的估算，盛大当时这样的网络公司每收到的1块钱，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会相应地收到6、7元或者7、8元。而且今天你看，至少有3到4家的网游公司是上市的。盛大上市是04年，今年上市的市值都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所能期望的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情况，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甚至于带动这个产业有关联的其他的产业，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机会。
主持人王冉：在台上所有的嘉宾中，只有深圳创投的李万寿李总，是真正有政府背景的，所以我不知道站在您的角度，您的角度跟其他人的角度不一样，从您看来，市场上的特殊机会在哪怕例如？
李万寿：在我们整个投资的过程中，感觉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作为PE来讲，在投资这方面的竞争压力是越来越高。因为，现在的民间资本是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了这个行业里面，但是在一线城市里面，可能会出现供求关系的失衡，所以很多项目是集中在晚期，即将步入IPO的阶段，所以整个的投资成本是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也发觉，在一线城市也会分几个阶梯，可能出现第二或者是第三阶梯的区域范围内，有大量地成本的投资机会。由于在一线城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信息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发达，所以在一线城市里面，这样的企业成长的机会更多一点，发展更快一点。所以，我们还是把很多的精力、注意力盯住这些一线城市、二线或者是三线这样的地带。同时，我们关注在中国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在这些城市里面由于交通比较闭塞，交通比较远，所以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觉大量的投资机会，比如说青海，像矿产资源一般的高科技企业，或者是科技含量的企业不会有特别的机会。但是，我去了之后参观了好几个企业，包括太阳能、生物制药、农业等等领域里面，有很多的项目，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在很细分的行业里面，都有可能成为龙头，能带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细分产业的发展。在这些区域的话，有很多大量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么一个市场的背景下面，我们感觉我们带有国字背景，所以我们可能懂得怎么样以国资的语言或者是以政府比较熟悉的语言，和他们结合起来，和他们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当地可以支持的项目。
所以，我们一般在每一个区域里面，我们都会同当地的政府来一起合作成立一个投资公司，我们出一部分钱，他们出一部分钱，整个项目的投资公司是由我们来管理。所以，我们感觉第一个当地最好的项目，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多我们的视野。第二个，可能我们觉得同政府结合起来的话，可能对于企业做增值服务会快一些。因为我们觉得PE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作为PE的核心竞争力在哪个地方？是帮助企业快速地成长，实现企业的价值，使得他快速走出这个区域，走向全国，甚至走向全球。你需要有渠道、有能力带动他们走出来。所以，作为我们有8、9年历史的PE或者是风险投资来讲，要把资金的核心竞争力放在增值服务上面。那么在增值服务的打造方面，政府的服务可以使我们的增值服务提升得更快一点。
那么第三个，我们也觉得同当地的机构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可能更容易发觉这个企业存在的风险，存在的问题，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帮助他们快速地成长。
所以，这种方式在中国本土这个地方做投资，我们有必要强调，在本土的范围内，更加本土化，就是同当地的本土机构更紧密缔结和。
主持人王冉：所以您说的本土化，一方面是跟政府紧密配合，可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坐长途汽车6个小时的地方，您有一些优势。
那么说到相对的优势，尤其是跟政府的优势，我们知道在台上有另外两个投资机构，就是典型地我们说的狼来了，狼确实来了。李总的优势恰恰是他们的劣势，一个是贝恩，一个是德州太平洋，他们其实是在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像贝恩当年帮助海尔，现在是帮助华为。其实柳总讲了联想在整合IBM的过程中，正是PE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董事会不会变成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矛盾，关系变得非常和谐。虽然是具体项目的操作是您美国的同事做的，但是我想知道在某一方面有劣势，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的？
王兟：我觉得PE这个行业大概是30年前从美国开始的，我想大家先看一下美国的文化环境，PE这个行业的份额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在这个对比之下，PE行业在中国怎么成长。那么在美国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到，先从美国开始到欧洲，PE这个行业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争议的。比如说，赞美它的说PE是资本主义的王子，是华尔街的国王，批评它的说是秃鹫式的掠夺者，占领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个是反映了文化的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一个成功的PE公司来讲，至少大概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首先要面对他的投资者，就是他的业绩。比如说像我们TPG，最主要的投资者实际上是美国各个州的退休养老基金，就是普通的退休人员、老师他们的退休基金交给我们管。那么从TPG从创业到现在为止，平均的年回报率在30%以上。但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是不应该随便骄傲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投资者，他从创业他的公司到现在为止，他平均累计年复合回报率在25%左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的PE公司超过了巴菲特了。所以，这第一个来讲就是业绩，我们的客户是我们的投资人。
第二个，这个业绩基于什么？你创造的价值是怎么来的？这个价值的创造，我个人认为大概简单扼要地讲，有三点。并购式的基金主要是通过大量地贷款、收购。他看准了一个业务，他放一个债务，业务可以产生现金流，把债务还了以后你就可以再上市。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不会出错，出去你把行业的周期看错了，那么你的破产也是很严重的。我参加会的过程中，收到了一个E-Mail，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刚刚宣布被卖掉，破产。把资产变卖掉，这是墨西哥的一个大亨，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投资了20亿美金在这个公司做电脑零售，现在等于是全部报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第一要掌握公司，掌握现金流。那么看准了一个行业之后，把债务还了你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是重组。对于这个企业增加附加值，成本过高包括了员工的成本、采购的成本，那么为什么在欧洲，有人把PE叫做秃鹫，因为欧洲的经济是没有什么效益的，效益很造成。一个PE进把德国的公司买了，明天订单放到中国，把德国的工厂关闭了，先把3000个工人解雇。这么一来，当地的反映会很严重的。但是，毕竟它是有一个附加值的来源的，所以我想第二点，就是说他这些公司的附加值的模式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作为一个非常好的PE公司来讲，它必须要有品牌，有了品牌它可能吸引最好的人才。因为人才的竞争，我们经常做这个行业，说这是最辛苦的行业之一，天天坐在飞机上，开会就是马拉松，一个谈判就是6个小时，6次谈判可能搞不定一单生意。全世界最辛苦的，这么辛苦的行业需要超额的回报才是最好的。
那么所有的PE都不对外披露数据，但是据我了解，别说对我们自己公司了，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好的PE公司，职业人士除了每年分给合伙人的利润以后，在美国据我了解，平均每个职业人士每年每个人创造的利润在500万以上美金的公司比比皆是，产生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有大量的能力可以支付这些人，有非常优厚的回报，这样可以吸引非常好的人才。
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是美国的经验，那么转过来，我觉得我说得稍微简短一点，在国内我们PE只是十几年的历史。我想第一，需求已经形成了，中国有这么多的财富创造出来，国家的钱到民间的钱，越来越多的钱，而且中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么多的钱怎么样追求回报，总不能都投到股市或者是房地产里面去吧。PE作为一个有高资产的代表，需求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怎么样增加附加值的特点呢？我们前期做PE最经典的，实际上它是创造了一些中国的新兴的工业。因为它是新兴的工业，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就得到了特别的追捧，他的价值特别高，甚至高过他的国际同行，这样原始投资人也获得了非常优厚的回报。所以，我们作为PE公司来讲，要思考我们的附加值在哪。
当然了，第三来讲，无论是本身企业价值的创造，或者是社会的创造，中国的国情跟美国肯定不一样，有我们独特的模式，我想这个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主持人王冉：其实前两天，正好有一个同事，我出差在飞机上碰到，还提到他觉得明年有可能会有一个，因为吴总提到了很多的民营企业第一代没有玩够，人家不会让你进来，你做收购型的投资人家也不愿意，国企也不太可能。所以，去海外上市有可能是一个机会。像马行长也说过了，投资银行的找他，给他介绍国外收购的机会。那么这方面，贝恩做得相对专注，到目前为止，你们有2、3个努力的案子。请你们谈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趋势和潮流，是不是明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PE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
李立明：刚才各位都讲了一下，大家都是做投资、基金的。大家说到一华就是取长补短。我们贝恩在亚洲来进历史不是很长，我们怎么看在中国的机会呢？我觉得主要是三点。
第一，全球的经济来讲是全球化的趋势，很多的东西是越来越相似的，在很多的国家经济性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第二，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公司在中国做到一定的程度，已经开始要往外走了，这块跟我们自己的背景来说，是一个非常符合的东西。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觉得可以帮助这些公司走出去呢？因为贝恩在在全球都有投资，是2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全球的经济跟行业了解方面，相对来讲了解得比较深。我们能够给中国公司带来的东西，就是国际化的看法，是一些国际的感觉、管理，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我们去年跟海尔曾经探讨过在美国进行收购，还有曾经我们跟中国移动探讨过收购海外的公司，中国移动这样的公司肯定是不缺钱了，为什么找我们合作呢？是我们唯一一家基金和他们在做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人员和很多专业的信息。我们在全球南美很多的国家跟中国没有建立关系，中国移动可能去不了那些国家做这些调查，我们就能够去。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在那个公司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有人员帮他们做调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经验，的确是可以让中国的公司看到。
我们最近的案例是华为，我们和华为一起在美国收购了一个通讯公司。那么这个收购我们是大股，华为作为了一个小股东。那么华为在中国这么多的公司里面，你要挑一家企业真正的本土企业，但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有品牌的，我看华为肯定是其中一家。我们就是看中了他有这样的潜力，那他们也有意志说往外走，他们也找到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他提供很互补的工作。
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很多的基金在美国或者是在全球，做投资的时候一般用一个投资团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跟公司谈判、谈条款和谈投资。那么投资以后怎么办？钱进去了，是不是我们还待在里面呢？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找项目，把这个钱投进去，但是很多的公司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很多的公司还是需要管理、经营等等上面，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他们的增长很快，很多的创业家跟我们说过，他现在遇到一个困难，不知道怎么管理公司，或者是增长得太快，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去走。我们贝恩有一个专门管理的团队，这帮人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个公司，怎么样分析他投资以后在这个行业，拿着这笔钱怎么走，怎么发展。他们是不是要请一些更尖锐的人员，在海外发展或者是在国内发展，是不是要请财务官、运行官等等。
我觉得，这几个优点，就是我们在中国，我们的是我们的长处，也觉得是在中国看到很多的企业往外走，我们的确可以给他们提供的一些帮助。
主持人王冉：另外除了刚才台上嘉宾提到的目前中国市场中存在的很多的机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从一个生产制造的大国向消费的大国转变的机会。那么请潮涌谈一下，从您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经济的增长，有什么样的机会适合PE参与，特别是高端奢侈品。比如说现在的百丽等等的产品还是在中低端的市场，但是在中高端，有没有涌现出一批消费者，PE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汪潮涌：其实我们最近上周在伦敦通过一个公开上市的方式募集了一个专注投中国自然资源的基金，这个基金就是看准了中国和印度庞大的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费。那么现在投资了印度的私营的铁矿，收购了南非的私营铁矿，在巴西等收购了森林资源等。那么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在南非、印度、非洲等很多地方，都是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这个西方的团队在那边有很多年，拿到了很多的廉价的资源。他们现在发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市场需要这些资源，他们愿意把这些公司便宜地卖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和中国的投资人一起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个角色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块，验证了你说的这种中国消费的趋势带来了投资机会。那么还有一块，就是生活方式。旅游、健康、奢侈品，这些领域我们已经介入了一些投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收购和整合游艇等。还有一些渡假村，它本身是一个综合的项目，既然概念写的地产，同时又附加后续的价值，比如说渡假村里面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是代理某些游艇或者是奢侈品的品牌。所以，它能够创造一个复合型的综合收益。那么我们整个分析中国的PE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看中所谓的六大趋势。第一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第二个是数字化的趋势，第三个是城镇化的趋势，第四个是稳定化的趋势，那么这里面包含着健康、教育、旅游、生活方式，第五个是民营化的趋势，第六个是行业整合形成网络化的经营或者是规模效益。
主持人王冉：潮涌老师自己发言自己翻译，很辛苦。那么马行长，我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好的机会，在国外的话，商业银行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参与其中的，在中国商业银行什么时候可以参与进来？
马蔚华：到今天为止，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似乎和PE没有什么往来，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不会再继续。这个情况也会改变，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1个月前，我在美国纽约跟美联储打交道的同时，我也拜访了5家美国比较出名的PE的公司，见了他们的创始人，见了KKR和你们公司，还有贝恩、凯雷。我了解了一下，在美国他们的成功，期间和商业银行欧什么关系。那一天KKR创始人的老头告诉我，他说马行长我今天让你见证一个伟大的收购事件，他说我今天拿500亿美金收购了德州电力。其中，我有多少钱，美国的几家银行他们帮了我什么忙。所以，我一看，在美国商业银行和PE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合作。
中国有一个最重要的法律限制，就是现在的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能成为资本金的来源，这一条把银行所有的投资给锁定了。也包括了个人买股票，也不能跟银行贷款，你有股权、期权也不能贷款。但是我觉得，商业银行法到今天，我当人大代表我也提出好多提案，也要修改。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中国化经营的曙光，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来听听各位本土的PE和我们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者，我也想听听大家将来对商业银行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共同探讨，在中国我们合作的途径。这不仅对于PE，对于中国的商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王明夫：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假定哪一天政策放开了，您还是商业银行的行长，您愿不愿意做投行性质的商业银行，类似摩根斯坦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hide] 马蔚华：没有问题，只要在风险和收益中找到平衡就可以做。
王明夫：您觉得是类似商业银行的直接融资更有前途还是做PE更有前途？
马蔚华：现在的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单纯的商业银行，现在商业银行有投行。包括现在的商业银行也突破了过去的界限，商业银行有投行，包括可以收购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收购信托公司，还可以组建金融租赁公司等等等等。所以，将来它也是综合化经营的趋势。但是各种金融业务之间，要有防火墙，这样能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主持人王冉：吴总，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商业银行放开了，能够让他们参与到投资当中，您肯定是第一个跟他们合作的机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马行长交流？
吴尚志：我非常同意马行长讲的，只要政策突破，实际上今天的金融系统还不是很有效，好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机会，正是由于无效产生的。但是今天来讲，我觉得从国家来讲，对于PE也很重视，其实现在发改委在推动除了渤海基金这个试点以外，推动这个法律法规。那么我认为，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我们有这么高的储蓄，这么多钱，特别是养老金的钱，和一些高端的像马行长客户的这些人的钱。应该有一部分，像刚才王兟讲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业绩为他们服务。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主要在坐的人，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国际大牌的，资金来源还是国外的。这个原因是他已经把长期的钱，让市场的方式分布了长期钱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环境，你靠业绩就可以了。今天中国还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社保基金他想做，今天在股市上面赚了很多的钱，他想资产分布，但是根据法规他还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相信马行长说的，如果政策允许做这么多的钱，对于商业银行可以增强竞争力。同时，可以间接做的可以做资产分布，分布给我们这些人，这个实际上在美国也是挺普遍的。就是商业银行作为投资人，那么马行长这个高端客户可能是全中国最宽的高端客户，包括信托发产品，也得通过银行的系统，今天发基金也得通过银行的系统。那么银行在融资方面，如果带杠杆的话，那也会不一样。我们今天资金的主要来源不是靠杠杆，那么当企业平稳之后，这个杠杆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跟银行系统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我们生存改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这个跟法规政策有关系，但是我们觉得会非常快。
李立明：其实在华为的收购案里面，国开行和中国银行给了我们支持，我们是作为杠杆收购牵头人之一，所以中国银行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所以我相信像吴总说的，可能在中国本土也会有这样发生的情况。
主持人王冉：刚才提到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开杠杆，但是赵总说过，我们确实在财力上，可能有很多在西方的PE能做的事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们有附加值，可以继续保证我们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影响。那么您也说过，投资投进的时候，其实是真正的开始，而不是交易的结束。所以，我借着这个话题，自然引到今天第二部分的讨论，就是在这个企业当中，引进各位这样大佬一样的PE进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赵令欢：如果拿台上的同事们工作所从事的工作，用结果来说的话，回答是很清晰，而且是很明确的回答，一定是有好的作用。我们的企业在我们介入之后，按两年算，平均企业的价值提升没有一个是低于5、6倍的。所以，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猫鼠，细分的还是综合的，到了最后是企业价值的提升。我想这是有价值的争议。至于说这个价值是怎么争议的，按照我们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讲，那真是看看具体的情况，也看看具体的投资人具有的特性。
刚才王总这儿讲得就很生动，概括了一些，像我们做国企改制，我们有7个环节就比较注意去看。首先，体制的改革，能够释放很多的生产力，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们做两类事。国企改制仿佛是放虎归山，企业领导者多年经营这个企业，你要跟他们谈，他们会说是凭着觉悟、凭着事业心、责任心，肯定这个激励是不到位的。但是，这些人由于长期经营，他在运作层面也了解很多的情况，事实上是很好的管理者，但是体制对于他们的束缚。比如说到了60岁，他正好是到位的时候，不是由股东也不是由企业相关的人决定他继续干还是不继续干，是由组织部来定，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还有管理提升方面的。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阶段的经验不多。所以，往往成功很快，机会很多，成功之后他什么都想投，什么都想干，往往投什么干什么他还想做老板。所以，企业的末日从此开始。那么投资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那么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以前是缺失的部分，现在是快速成长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PE在政府还不是很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前提之下，就增长这么快，本身反映出他有一个市场，本身反映出他有一个生命力。
刚才，马行长有一个很迫切的愿望要表达，除了您这一个很好的个人客户之外，我非常希望PE能够成为你的客户，因为弘毅这一块是注意做和债组合在一起的投资，而在国外，我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据我们所知，首先外国的银行不能干，中国的银行不能做结构债务，那么你们怎么做结构呢？我说我们就变通，在国外往往像TPG等要收购一个企业，包括他说我用500亿美元收购的企业，他指的是把整个的资产负债表全买下来了。在中国没有债务，所以我不能买那个，所以需要变通一下，但是真正需要做的，还是债务和股加起来做，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突破，但是我们也了解政府为什么这么保守。最近的例子很简单，刺激一旦发生，先被看透的都是混业银行的行长，所以小心还是有意思的。
主持人王冉：刚才提到了国企是放虎归山，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其实这也是我们平时操作涉及国企股权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给他激励，但是代表国有企业这方面有一定的矛盾，你买进的时候以什么价格买？太低了可能对于他不够激励，太高了可能国有企业会吃亏，那么你们操作案例怎么平衡这中间的利益？
赵令欢：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么多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坚定地去做正确的事。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呢？你真的本着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的角度去做某件事，真的不要很简单地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买便宜货的机会。后来的这一轮，就是我开始参与国企改制和做并购投资的这一轮，和前面一轮的MBO有质的变化。那一轮平均变化，多收多少有利润的作价。但是我们外来的金融投资者，我们进去是为了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当然买得便宜点是好时，我是一个投资公司，我不是一个项目公司。我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把我的品牌做坏了，我凭借做假帐或者是压低价格买了这个，我今后就没有办法做我的生意了，所以大家都关注我们长久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所以买便宜货不是我们主要的动机，所以我们这个企业以后创造的利润、价值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以，正确的事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这个我不展开说了。
第三个，涉及到国企，的确是和国家在做这个生意，那么就要考虑国企里面能够容许的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你说国家负责，实际上国家是不负责的，是具体做事的政府官员来负责的。很多的考虑就不同，价格很多的时候不是唯一的考虑，价格以外的考虑是会安定政策的复合。所以，你要做得稍微更仔细一些，我们通常的指导思想，就是做任何一个交易，我的要求是经得其两个考验，第一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二个是经得起政治的考验。
主持人王冉：王明夫王总，您跟中国的企业这么多年打了无数的交道，对于中国的企业很熟悉，那么从您的角度，您看到过没有PE或者是风险投资，进了之后反而毁了一个企业？有这样的情况吗？
王明夫：我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前不久发生一个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拿出来讨论，我觉得在坐的每一位都是很有兴趣讨论的话题，你讨论的问题是中国消费升级，奢侈品有没有升级的价值？我发现中国的珠宝三家企业上升得是很好很好。所以，像南方做什么珠宝加工或者是建珠宝专卖店的连锁。他做到中国前三，市场的份额也不到10%。但是未来几年可以预见的就是3%的增长的问题。
那么中国企业和外资性质的基金去了，也是我们介绍去的，一看喜欢得不得了。人家从PE慢慢走了，这样我们通过本土朋友的机构，他是国内做PE的，他一看就投了。因为他不做PE的，也不做审计了，我看傻了，怎么本土机构是这种风格。我觉得不用很规范地流程走完了，这个企业3年内能不能上？肯定能上，上市之后有没有30倍的PE，肯定有。这两点够了，8倍的PE就够了。所以，各有各的风格，哪种风格是生态是分离了，还是最终决省府，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主持人王冉：吴总，您觉得他提到这样的基金能够长久吗？
吴尚志：我觉得具体的每个基金实际上风格很不一样，每一种风格都有它的优势，在某种竞争的环境下，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PE的原则，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VC分拆出去。
实际上，我们自己今天PE从02年做到今天，我们的成功率是100%，我们第一个基金9个8个已经上市了，现在1个在路演。你说人聪明不一定，实际上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后来付出的也是成功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就是不成熟，就是风险和回报的把握，一定要有一个强烈的自律，那么这个自律当里把得很紧的时候，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们放弃了后来被证明赚了很多钱的。比如说如家，当时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一个市盈率不能多少。大家说这个可能也还赚钱，但是为了保持内部的自律这个不做了。农工等等太多了，还有金丰易居，这个模式不是好，所以不知道房地产市场能不能维持。所以，当一个基金形成一种风格的时候，它必然有放弃的损失，我觉得从鼎晖长期来讲，你要拿养老金和金融机构还有国家的钱，你一定要保守。这一年就能做这么多的事，所以你要慢慢做。很多的创投的内部标准，你要做事3年的业绩才能证明商业模式，这不对，好多的标准分众拿来一个不符合，后来还是做了，但是决定后来这样的事要单独弄出去做。所以，要有一定的承担风险和迅速决策的机制，两个混在一起有问题。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在里面，就是现在的外资审批造成了另外的麻烦。他刚才讲了本土的事情，也可能是决策上的，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审批给你折腾到3、5个月，或者是6个月，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那就是另外的事了。这就是刚才谈到的人民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两个层面谈。
主持人王冉：JOE你说刚刚成立的时候PE在本土的决策能力有多强？如果太强是不是反而牺牲了自律性或者是纪律性？
周志雄：05年是40个亿，06年40个亿，07年是50多亿美金的资金主要是在偏VC这边在中国。所以，有很多的基金在中国做项目。但是实际上，很重要的一条，第一你是怎么看这个竞争的环境，第二个，你是怎么跟别人有所区别的。
实际上，我们虽然可以说看了案子做决策非常快，但是你仔细一看，我们其实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战略，我们可能相对是精品一点的战略，所以我们雇的人相对成本高一点。所以，我们不能所有的东西都看，我们只看4、5件事，这个4、5件事里面的东西，因为我看了很久了，所以我判断得可以比较快。而且，我可能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Player都是谁我可能也知道，我只是在等这个案子出现，或者是我创造这个案子，所以我会做的决策会比较快。
另外，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很中的一个自律的问题，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定自己的一个战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认为一个案子不在我的可做的范围之内，但是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能是我们也会比较被动的介入，我们可能会认定3到5倍的2、3年的案子，但是是一个传统的案子，我们帮不了什么忙的，这个我们是不做的。
所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些时候你看起来，我们做的动作、决定都是很快的，其实这里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符合原则才做的，你可能觉得那个案子2分钟就干掉了，我们一听题目就不干了。所以，我们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把它杀掉，再说是不是能做。
主持人王冉：其实JOE的行动能力是很强的，我不知道王兟来讲，你作为投资委员会的，你可能都在美国，对于中国不熟悉、不了解，你怎么样跟他们这样的基金竞争？
王兟：从遗憾的角度讲，美国的基金、中国的基金过去5年最大的遗憾是投资不够。美国的基金绝大多数的一流的PE基金的回报非常好。大家的总结经验是当时应该多买东西，中国也是多买东西。因为过的5年，全球的经济有一个和以前的经济不太一样的情况，就是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在西方的经济里面，贷款非常容易，利息持续地低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911”事件以后，美国很多的股市根据增长能力来讲是偏低的。所以，很多的PE基金来讲，回过头来看，我们要多头，但是在中国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坐的绝大多数的都是不做房地产的，或者是做房地产没有经验的。那么总结中国过去5年的经济，大家买地都发死了。所以，投资来讲走向有遗憾的，总是有哪样东西没有做对，可以做得更多的。
那么回到本土和国际的来讲，我觉得你要分两块来讲，你作为一个公司，中央集权化的，因为背景的支持不同，做不出正确的决策来，我觉得有一定的风险。我当时在高盛的时候，做的第一个投资就是平安保险，大家都说现在的平安保险多成功，但是当时他们报了三次都被拒绝了。那么像TPG也笼络了很了解中国的这些人，那么连你们这帮人都不能把中国的投资机会讲清楚，凭什么要我做决策。另外，投资像我们的CEO看规律性，实际上投资是有规律的。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别上，本土的像刚才的王总讲的他拍拍脑袋，外国人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半天就把这个角色给拍了，但是在他的脑袋里面已经把这个规律性描述出来了。优点就是有规律性，他对中国很了解，缺点就是这个模式不太容易模式。他拍板这个人，二号人物就不能拍板了，而且规则就不一样。那么今后的5年肯定不像今年这么好，那么肯定每一个5年都不一样。好的投资企业不是说市场赚钱的时候，我也跟着赚钱就好了。好的投资公司是市场非常赚钱的时候也赚钱，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也不垮，这才是好的投资企业。
那么我天天都要往投资员汇报，是不是很辛苦，我确实要经过一个自己思想里面的斗争，但是权衡来权衡去，我觉得毕竟有机会跟这种做几十年投资的人一起，那你想我们投资委员会的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听他们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综合在一起，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效率可能打个折扣，但是学到的东西很多。
主持人王冉：我们知道柳总当了KKR的顾问，马总去了德州太平洋，那么在您看他们跟国外的大的PE更多地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赵令欢：我觉得两者都是，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基本的规律，还是大家一块儿做事情做得比较好。我回过头说一下我的感想，我特别赞同两位说的例子。但是这个里面还有我作为这个公司的总负责人和最终责任人，经常被摆布到新路。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你是在做项目还是在做公司。项目可以那么做公司往往不可以那么做，当然了，做项目经理不会考虑公司上面的事情。这个可以解释，实际上我看不到权力不集中的很好的PE公司。很多的很好的PE公司，他最终的状态和当年两个合伙伙伴是超级合伙伙伴。大家记住KKR不是因为它的回报，是因为他有一个失败的案子。
这就回到了第二个关系，我经常想我做这个公司是把这个公司做成，还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做得快活，是为我做还是为公司做。往往我要做比较突出个人这一段的话，往往你不会计较成一个案子或者是败一个案子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想做一个传承下的百年老店这个关联度会高一点，往往你会选择集中一点可能会失去一些好的案子，因为不了解情况。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对于我们的投资经理的要求或者是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是说我关心的不一定100%的是说，所有的好案子都被我们做了。我关心的是，我们做的案子是符合我们战略的好案子。
主持人王冉：李总，台上其他位的嘉宾我都比较熟悉，所以做事情的方法我比较了解。那么您的合伙人都是国有背景的，那么您那儿做投资决定是怎么做的。他们是不是代表国有的投资人的投资委员会，他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流程？
李万寿：实际上在投资PE在投资理念方面，大致上的程序都是差不多的，也是要通过投资委员会，要有一个时间。
实际上考量你投资决策的效率上，实际上是公司积累的经验，我们有一些项目也很快，就是一个星期或者是10天就做出来决策了。关键是你做出决策的核心人，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看得明白，如果看得明白会非常快。
那么刚才王总讲的项目，我们实际上我很赞同吴总讲的，做我们PE的，做投资的要敢于放弃。那么有一些关键点，可能就是潜在的风险。有的时候可能会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不要后悔。
主持人王冉：你们在互联网和新能源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李万寿：是的，但是我们在失败的教训里面学习，最近我们投了不少的互联网的项目，我们现在在进行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这都是对于VC和本土化的PE来讲，这都是一个学习的环节，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付出学费的。
主持人王冉：那么您跟台上的大佬，虽然是本土的PE，但是都是有国际投资人的背景，可以说是最好的优秀的国际投资人的背景，还有直接的国际投资人。那么跟他们相比，除了政府关系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吗？
李万寿：我觉得和在坐的PE和VC是一个竞合的关系。在很多的情况下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合作有两点，我们毕竟是一个新生的本土的机构，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适应需要向他们学习。那么站在对于企业的物理角度来讲，他们有多的资源，是我们投资企业必须具备的，我们在具体项目上面强调合作。但是投资来讲，我们的投资优势可能更本土化一点，我们可能渠道在本土的渠道，包括市场的渠道，还有其他服务的能力，这方面可能在本土化出现的疑难杂症，我们有更多的优势。
主持人王冉：王明夫王总回答我一个问题，只有您有相对独立的身份，因为你是相对其他的各位可能是一个旁观者。您觉得，我们说期待本土PE领袖，您觉得本土的PE领袖会出在哪里？是像TPG这样国际的公司，还是像鼎晖有国际背景的本土的PE，还是像李万寿这样的纯粹的本土的PE？
王明夫：我觉得应该是像弘毅和李万寿这样的，我觉得一定要有做仲裁的PE。比如说弘毅有联想这样的背景。
主持人王冉：那么正好问赵总一个问题，现在联想的背景对于做很多的项目非常非常有帮助，包括对于柳总的地位。那么有这么深厚产业的事，会不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赵令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说法是对的，但是这取决于一个统计数据，如果你细分任何一个领域，你发现成必然败，这个不是规律，就是有些成，有些败。我担心的是，如何把我们联想控股的背景能够使用到位，同时好的要用起来，不好的地方要克服掉，这是可以做的。因为，你要看这个机构发展，它的内在的动因和发展的规律，我们做的能力叫做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特别强调事想得透一点，做得实一些。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是成功的。我们刚刚从外地回来，做了几天的战略研讨会，预测今后我也觉得是可以成功的，而我在设计我们今后的关系里面，联想控股将继续是我们这个公司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我还是很有相信，这是一个强强的联合，但是要虽然变化而变化。
王明夫：但是本土的PE不可能是1、2家。
主持人王冉：但是也不可能是10家8家。
王明夫：实际上吴尚志老总讲的，外资的PE的势力非常强大，已经是一个力量了。我个人更倾向于看好有产业背景的PE。
主持人王冉：李总你怎么觉得？
李万寿：我觉得像我们这种PE的优势，是在发展里面也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但是它的制约、短板也在相关股东的重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PE的领袖，就是能够把本土化的优势和产业化的背景，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一定会成为领袖的。
赵令欢：加一点相关的供大家思考，我觉得本土PE的提法是我本身不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在刚才谈论背景的时候说，国际的、大的，首先PE是很国际化的企业，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工具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东西叫做“资本”，而资本的两个特性几乎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逐利性，资本是逐利而来，另外一个是流动性，它也逐利而去。所以，政府的责任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20年的成功是因为打造了很好的招商的环境。
在我的观点里面，如果所谓本土领袖，定义为山大王，这本身就有把创造领袖的机会给丧失了，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一个领袖级的PE公司，可能只能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主持人王冉：其实这个吴总也说过，吴总说中国的PE即使像现在鼎晖这样的，让你走出去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吴尚志：我觉得今天走出去这的事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行业肯定是20%赚80%的钱。但是看美国大的投资者，大概有10个人拿了2/3的钱，所以，有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钱没有进入视野的，最后是跟法规有关的，就是政府最后打算怎么弄这个行业，我觉得有不定的因素。
今天能够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得到了外面投资人的认可，得到了比较大的资金，才能吸引一流的团队，才能创造业绩逐渐提升品牌，所以这个事也是蛮重要的。
但是下一步，我觉得是要证明自己能够不断地给企业提供价值，比如说行业机构我们能够专注很快地理解企业家想干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企业带来价值。那么这个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在企业家的心目中形成品牌。
但是，还有一个事，就是要在中国的投资人中，形成信誉，有一个法规环境，支持我们跟中国的投资人，把长期的资金吸引过来。因为今天从一系列的法规情况看，只有外资也是瘸腿的，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有竞争力的。所以，可能这个题目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有了一定的优势要继续发挥，将来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危机感。
主持人王冉：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很多未来会冒出来的公司，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像渤海基金作为第一个批的人民币基金，其实已经投了好几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那么从人民币基金来看，您觉得将来像鼎晖这样的机构，如果国家允许发人民币基金的话，那么你怎么解决和海外的LP利益冲突的问题？
吴尚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可以在资产类型、投资方向上适当加以定义。那么我们鼎晖旗下创投PE，上市股票，可能明天是地产我们整个都是全的。这就是不同的团队，屁股决定脑袋，经济利益决定你给谁打工，所以这是一类的方法。
另一类，当如果法规各个方面逐渐走向对外资更宽松的话，最终应该是放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这个基金是一个基金，但是这个过程，根据现在来看，还是不太容易短期实现的，它不光是一个可软化的，还是对外资的投资环境。
所以，可能的办法是逐步清晰、有重点，团队上有所区分。作为一个总体的资源管理公司，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投资方向。外资信任行业不用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偏向性的，我觉得这个点要想成为一个在中国PE长期持有竞争力的话，我觉得投资人这一块是不能不过的。
主持人王冉：那么贝恩投资的李总，因为刚才说到了人民币基金，那么人民币基金一旦开始雨后春笋了，你们面临的竞争环境可能更加剧，因为很多的项目因为政策法规，只能留下人民币基金。那么作为纯粹的境外基金，你们在这个市场中，要想成为PE的领袖应该做什么？
李立明：我觉得吴总说得很对，PE的领袖你看美国、国外的行业的演变，不是只有1、2个基金，你看美国投10家的基金，很难说哪个是真正的领袖。所以，我觉得在坐这么多位，今天我们这些做的基金，有朝一日可能变成本土的基金。
那么关于人民币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感觉人民币基金或者是美国基金，如果用货币来分，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不大重要。它们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用货币来决定的。公司选择贝恩投资作为股东，是看到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价值，能够国际化这的东西，这不是说一个人民币基金或者是一个美金或者是一个澳元基金可以决定的。
竞争每天都有，我们不是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我们能够给公司带来什么。直到有一天公司理解，他们需要我们帮他们增值，他们需要我们帮他们带出去，看一下国外的经验，我觉得贝恩公司在中国还会很成功。
主持人王冉：今天上午大会的议题是繁荣时期的领导力，那么现在既然是繁荣时期，那么意味着各行各业都有价格虚高的成份在里面，那么对于PE您觉得是买进还是买出的时候？
李立明：这要看行业，比如说宏观来讲，你说A股是买还是卖，我告诉你这不是太好的买入的时机。但是，行业里面的确有机会，价格的高、中、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从宏观上来讲，价格是高的，但是PE的好处是我们不是短线的公司，我不是说今天就要把钱花掉，我们的基金有5年、10年的寿命，所以我们可以等。经济是有周期性的，它有上、有下。我觉得贝恩投资做了好几年，我们也是看这样的行业。我们现在在中国做一些，一位数字PE的也做过，没有人会想到今年或者是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确实找到了，但是这是不是找很多呢？几年前我和吴总做合作的时候，2、3倍的PE是正常的，但是现在7、8倍的也是正常的。
主持人王冉：那么吴总会尽快出手吗？
吴尚志：我觉得也不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公司，我们最近大概在过12月到18个月中，退出了一些，那么我们也是很后悔的。不是一点，是很多。
大概有几种观察，一种不是简单地价格，有一些公司它证明是中国整个的划时代的变化，我们原来投资优秀企业的时候，事实上大概1亿美元、2亿美元、3亿美元，我们觉得能够找到10亿美元的就不得了了。现在的公司都是上百亿的市值，而且跟中国的公司相比，他们的竞争优势和所占的地位，那么像招商银行(41.33,0.11,0.27%,股票吧)以后的潜力，我们发现不对了。我们想起巴菲特说过的话。那么投资的时候也不光是简单地PE，是一个投资的心态，你跟他谈的时候，他把你当使劲地要最后一分钱的。其实大家就是共同做一件事，使劲做一件事情，所以最后赚多赚少也无所谓。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反思，像和短期的二极市场挂钩的话，还是要以自律为重点，如果说是一个公司现金流为基础的一个作价方式的话，我觉得就不是很重要了。只要是一个好的公司，将来有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主持人王冉：谢谢，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想留出一点时间给台下的来宾提问。
汪潮涌：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本土的其他类型的投资人，他们可能不是以PE的事情存在，但是他们做的是PE的事情。比如说福星实业，他们这些人创造的价值，比美国最成功的PE在过去的10年创造的股本的价值还高。那么德隆没有垮的话，那么他的形式和产品的价值也是一个奇迹，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家族资本、民营资本在投资，这种人的实力不可忽视。
提问：今天有很多我很尊敬的企业，包括弘毅，马行长也是我们现在不光是个人理财也是企业的贷款行。我的问题是破题的问题，期待本土PE领袖是现在还没有产生，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原来由于去国外上市，接触了很多国外的PE，现在决定在国内以后，突然有很多国内的PE。PE的领袖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本土？是那些国外的基金只要有人民币基金就算本土，还是拿美元在国内投算本土吗？
王兟：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好像有一点说最大最好的那个意思。其实你看美国的投资心态，大概有几千家基金公司，实际上这个标准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公司就管1、2亿美金，但是回报非常高。有的公司管几百亿美金，回报可能不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高的，可是他每年都那么回报。如果是一个大的投资人每年给他几亿几亿美金让他管，每年可以预期地给你一定的回报也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标准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而且，今天来讲，比如说在我们在坐的几位里面，谁是潜在的PE领袖，这个问题太窄了。你如果是一个投资者，你就应该在坐每一个人的基金都放钱。
提问：PE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各位怎么进行人才储备？你们选择自己的人才有什么标准？我觉得这个是PE竞争的关键。
王兟：选择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市场会慢慢选择，关键是怎么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客观地做双向选择，现在这个市场是突然钱进来得很快，有很多管钱经验的人不多，但是钱还是进来了。所以，不去定价，IPO之后反过来打多少百分比定价的事都是中国创造的，我们还是比较浮躁。
我的想法是，这个事情要当成一个大事和长事做，在我们创造所谓的人才环境的时候三件事。
第一个，公司要成功。我这儿是做公司的，不是几个人挣钱。所以，公司一定要蒸蒸日上，平台不断地做大，这样资金来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半成品，需要不断地培训，他进来之后知道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
第二个，物质激励一定要到位。这个事不难，国际上有很多的统计。
第三个，一定要有氛围，你是一个做公司的氛围，还是是一个大侠或者是一个团队。我感觉国内的事比较复杂，团队还是比较重要的。
提问：我想问一下鼎晖的吴总，作为成长当中的企业，怎么样让自身的价值得到发现，你们会关注哪些要点？怎么样才能和你们合作起来？
吴尚志：你是说我们怎么发现企业，怎么样找到我们想做的企业？这个其实挺难的，挺宽的，我们投过的企业，我信在我们心目中，他的目标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这样才能够有潜力成为一个行业里面领先的，将来的价值和竞争力非常强的。
第一个，他必须有一个持续的竞争力，持续的竞争力很难判断，它是持续的创新还是经过了惨烈、激烈竞争后的生存者。持续的竞争力是市场增长性和企业的大小，还有企业家有没有这个心态和能力，把这个企业做成一个大的企业。当然，这个是很一般的规律。
提问：我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做会展的高端服务业，但是我在坐的每一位，刚才听各位谈，投的最多的是IT、通讯、生物等等，那么在坐的各位我想问一下，谁对高端服务行业比较感兴趣？在坐的行业代表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王兟：美国的基金戴维斯家族办的基金，专门投办展览的基金，你要找一家专门的基金，特别对于这个行业感兴趣，你在国内不是很容易。但是你在这个行业做得特别好，那么很多的基金都会对你感兴趣，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情况说清楚就可以。
提问：我问一下王明夫先生，我们公司是做环保的，我们公司在做PE的时候经过了很多年，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我们公司怎么做PE？
王明夫：这主要是一个翻译的工作，很多做企业的人，他不知道把自己的公司翻译成能跟资本直接对话的东西，导致了始终完不成沟通。那么完不成沟通很难让他认同，所以翻译工作非常重要。
提问：我是一家本土化的创投公司，我想知道即将上市的创业板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因为这个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周志雄：创业板其实是我们整个行业都期待要发生的一件事，是一直要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但是从我们海外的VC定位来讲，其实我们在目前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是我们怎么介入投这样的案子，其实目前还是处于比较敏感的阶段。
我们实际上在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个领域特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有特别强的能力，而且我们认为可能可上市的一个公司的尺寸会是什么样的尺寸。那么这样，他如果在纽约、纳斯达克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可以找什么样的二级市场，这都是有很强的经验的。
但是在国内，如果是针对国内的中小企业的板块的话，其实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碰到的竞争就是刚才王总提到的，包括潮涌说到的，这种投资人是一个很随机的投资人，我跟他没有法打。我就出这么多钱，我不要管理权，我对于你公司下面怎么干无所谓，只要让我进入就好了。这种人我们是没有法做的，目前国内A股市场上，目前还没有做到披露足够透明，而且机构能够足够看到这个企业他所应该披露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能够做出一个合适地判断，这个我认为，A股市场上的散户太多了，而且盲目性非常大。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中小企业的市场，能够跟A股市场一样，都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氛围，就是我们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是足够到位的，可以使得投资人，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根据你们的数字做出判断。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是差得非常远的。所以，今天看到会有30、40，甚至是50倍的市盈率。
而且，很多人今天进入这个市场，是为了那个市盈率，我相信大家是一种炒股的心态，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提问：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PE的市场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像联想这么伟大的公司，也只能用投资公司的形式存在，我觉得像我们准备做资产管理之后，我觉得还得批，那干脆就投资公司算了。那我不知道诸位前辈怎么看？
吴尚志：其实最近这个事还是有挺大的进展，第一个如果你跟信托公司合作，信托这个形式在上市的时候麻烦，但是信托这个形式很多人在做。有限合伙6月1日生效，当然你做创投的话，几部委的创投的文件也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从法律形式上是细节，发改委还在弄，把这些都理顺。最大的挑战是投资人的成熟，你要做很多的工作让投资人的接受这种。实际上我看是低风险、高回报，然后无流动性的产品，这是我需要的过程。
提问：大家好，我是香港凤凰卫视美洲台的朴慧正(音译)，我想问一下李总和王总，协助优秀的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现在本土的优秀企业做到一定的极致，发展到海外走全球化的拓展，这确实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多的案例，就是到了海外投资未必很成功，这样的案例也有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现在到一些本土企业进行投资最大的障碍和瓶颈在哪里？一般挑选海外对象的时候通过何种方式决定的？还有对于国内的限外政策，现在在房地产，大家都看成是比较好的投资的取向，但是目前由于向外的政策，致使这方面会受一定的影响。
李立明：我们怎么样从困难往外走，我觉得困难还是挺多的。第一，最简单的是文化上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公司怎么样跟海外的公司，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沟通。比如说管理的文化，人事上的文化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中国的基金可以在海外做一个桥梁，大家也看到了TPG跟联想做的项目，这个桥梁是有一定的作用了，那么这么简单我们中国的公司就出去了就成功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在我的看法讲，PE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作为桥梁帮助企业，在财务、人事、管理和宏观的策略上做到一定的帮助。
那么我们怎么挑这个项目，跟我们一般挑项目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贝恩一般看三点。第一个是行业，本来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回报率和吸引力。那么公司在行业里面本身的竞争地位有多好，如果你是第一第二的，可能我们希望投的机会比较高一点，第三个是看管理层，这个团队的管理层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有一个长远的眼睛去管理这个公司。最后一点，把中国跟海外拼起来，看中国公司和海外公司目标的融合性有多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为中国公司带来什么，能够为海外公司带来什么，如果加在一起1+1大于2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
王兟：联想当年TPG一直在研究是不是收购IBM的业务，后来跟联想一拍即合，一个是从工业的角度，一个是从资本的角度。在做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困难，包括游说美国的政府和市场的接受，联想的总部在北京。那么从IBM的人做CEO换到把DELL的人请过来，后来TPG在幕后还是起了不少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和各种各样的管制还有公司的谈判。那么从效果来讲，我们作为一个金融投资者，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3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和GE的投资取得了3倍多，但是联想收购IBM被认为是风险极高的公司，有一个美国的公司不但出了钱，而且可这个方式，给公众的上市市场做了示范，有了信心。那么现在的TPG也是对于公司的治理，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还是做得蛮成功的。
提问：今年有一大批中国的公司进入美国的市场，那么请问他们的命运大概会怎么样？
主持人王冉：这个超出了他们的回答范围。
提问：你们都分享了很多的成功经验，那么能不能分享一下失败的时候。
主持人王冉：对，领袖也有失败的时候。
吴尚志：我想大概我们自己总结失败的案例，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团队刚刚组建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有几类的失败，有三类的失败。
第一类是对商业模式当时经验不足。比如说像系统集成这样的生意，本身它持续的竞争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对于这种投资以后，力气花了不少，最后结果虽然没死，但是基本上也没怎么活。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有一个事情上，这种调查的深度和个人的判断，特别是企业比较小的时候，出现了道德上的风险还是存在的。这个，我们曾经在早期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企业家在道德上还是有一些风险，这个是第二类的失败。
第三类的失败，我想可能跟99年的价格有关系，在那个疯狂的时候还是要冷静的。
周志雄：其实看统计，昨天在上海开会做了一个统计，基本上他们投了大概300个基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说，只有7%的人挣了90%的钱，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其余的失败的也不说了，基本上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成功率和回报都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的行业。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也确定了我们今天中国的PE和VC他们在做案子的时候，其实和99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于风险和判断跟美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的案子也是跟美国不一样。其实说这个话题，将来在中国产生的以中国为基地的PE的领袖，一定是在中国有独特的战略和决策权的才有可能成功。
主持人王冉：而这样的PE的领袖可能出现在我们台上的嘉宾当中，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台下的嘉宾当中。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很大未来的路还很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看到马行长在商业银行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呵呵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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